魏晋南北朝画论中的“形神”观

作者:孙彦 更新时间:2010-10-21 10:17 点击:
【论文发表关健词】魏晋南北朝;画论;形;神
【职称论文摘要】
:“形”、“神”是魏晋南北朝画论中的一对核。范畴,本文从“形神”观出发,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画论做一整体考察,揭示出‘‘形神”理论的提出具有着深厚的哲学背景和社会背景,它贯穿了魏晋以后中国画的创作和批评鉴赏理论之中,为中国古代绘画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理论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各门艺术开始走向自觉的时代。在这一时期,文学、音乐、绘画、雕塑、书法在创作上都留下了永垂青史的杰作,出现了许多大家,各种艺术理论也纷纷出炉,为艺术创作做了及时的理论总结。在绘画领域,这一时期出现了曹不兴、卫协、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等大家,而绘画史上第一部体系完整的批评、鉴赏专著——《古画品录》(南齐谢赫撰)亦出现于当时。此外,许多画家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提出了重要的绘画理论,虽不成体系。却对后世的绘画创作有十分重要的影响。而纵观此一时期的绘画理论。可以发现其中“形”、“神”这一对范畴无疑贯穿了人物以及山水画论的始终,并具有核心意义。因此本文试图从“形神”观出发,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画论做一整体的考察。
  
  (一)人物画论中的“形神”观
  
  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物画依然占据着画坛的主流,山水在画中多作为人物的背景出现。此时的大家也多以擅长人物画而著名,如在《古画品录》中被谢赫奉为第一品中第一人的陆探微,据唐朝朱景玄所载:“故陆探微画人物,极其妙绝。至于山水草木,粗成而已。”而说到这一时期的人物画,自然不得不提有“画绝”之称的顾恺之。
  据《晋书·文苑传》载:“(顾恺之)尤善丹青,图写特妙,谢安深重之,以为有苍生以来未之有也。”顾恺之好作人物画,并且认为画人最难。《历代名画记》载:“顾恺之论画日: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台榭一定器耳,难成而易好,不待迁想妙得也。”嘲而《世说新语·巧艺》又有记载:“顾长康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精。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睹中。’”可见。在顾恺之看来,人物画中难的是要画出人物所特有的精神气质,至于人物的外形画得如何则不是最重要的。因此。人物画的“妙”处在于能否“传神写照”。对于如何传人物之神,顾恺之则又提出了“以形写神”的方法。至此。在绘画理论中,“形”与“神”第一次被鲜明地对举出来。
  魏晋以前,人们对画的认识多停留在对事物形象的外在描绘上,重“形”似。《尔雅·释言》曰:“画,形也。”《释名,释书契》:“画,挂也,以五色挂物上也。”可见,画最初是人们用线条和色彩去描摹事物的外形。《韩非子·外储说》:“客有为齐王画者,齐王问曰:‘画孰最难者?’曰:‘犬马最难。“孰易者?’曰:‘鬼魅最易。’夫犬马,人所知也,旦暮罄于前,不可不类之,故难。鬼魅无形者,不罄于前,故易之也。”在这里,以形似与否作为评判绘画好坏的标准,所以无形的鬼魅自然要比常见的犬马容易画了。直到魏晋,陆机还在说“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可见在早期“论画以形似”是十分普遍并占据主导地位的。但是人们也开始注意到绘画尤其是人物画当中,仅有“形似”似乎还欠缺了什么。《淮南子·说山训》:“画西施之面,美而不可悦。规盂贲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高诱注云:“生气者,人形之君。规画人形无有生气,故日君形亡。”画美人,面目虽美却让人不觉欣悦;画勇士,眼睛虽大却让人不觉畏惧,原因就在于画中人缺乏其独有的生气(或“神采”、“神气”),也即“君形”,所以人物难以生动起来。可以说,《淮南子》中所提到的“君形”说,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作画须“传神”要“神似”,却是这一理论的先声。
  其实“形”、“神”作为一对哲学范畴很久以前就已提出。《礼记,祭义》:“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骨肉毙于下阴为野土。其气发扬于上为昭明,焄蒿凄怆,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又《礼记·郊特牲》:“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在先民看来,万物众生的常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归于天的“百物之精”,即“神”;一是归于地的“骨肉”,即“形”。可见。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形”与“神”乃构成生命体的两种不同的因素。在《庄子》中,二者更是被明确对举出来。“汝方将忘汝神气,堕汝形骸,而庶几乎?”(《庄子·天地》)“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女神将守形,形乃长生。”(《庄子·在宥》)在《庄子》中,“神”指人内在的精神和生命活力,在形神关系上,庄子强调二者的对立,主张“堕形骸”、“唯神是守”(《庄子·刻意》)。到了魏晋时期,源于老庄思想的玄学开始兴起,“得意忘言”的玄学思想方法,必然导致人们的重神理而遗形骸,从而为顾恺之画论中“传神”理论的提出,奠定了哲学背景。
  顾恺之的“传神写照”、“以形写神”,除了将“形”、“神”并举,更一扫前人论画只重“形”的传统。开始注意到绘画创作以及批评鉴赏当中“神”的重要性。除了大的哲学背景,这一理论之所以出现于当时,也直接受到了汉以来人物识鉴的影响。
  汉代官制以“察举”、“征辟”的方法选拔人才委以官职,而在独尊儒术的汉代,选拔、考核人才的标准自然是以儒家信奉的礼义道德为主。因此品评人物重“名节”。至于曹魏。曹操提出“唯才是举”,“举贤勿拘品行”。这固然是乱世中建功立业的所必须的,客观上却大大地冲击了以伦理道德为首要的人才衡量标准。而稍后的魏晋清谈中,以“才性”问题为核心的大论辩,更将人物识鉴的重点由“德”、“才”转向人的自然情性。由于人物识鉴和现实政治中的选举、用人逐渐脱节,因此在与玄学清谈的合流中,开始转向对理想人格的探讨以及对人物情性风神的审美品鉴之上。
  《世说新语·赏誉》:“时人欲题目高坐而未能,桓廷尉以问周侯,周侯曰:‘可谓卓朗。’桓公曰:‘精神渊著。’”“王戎云:‘太尉(王夷甫)神姿高微,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 (责任编辑:nylw.net)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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