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时期抗倭海战中武器装备的比较研究

武器装备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战略战术的制定，同时，武器装备的先进与否往往也直接决定了战争的成败。明朝抗倭海战中所运用的武器装备主要分为舰船和冷热兵器两大类。

一、舰船的比较

日本当时的舰船不论是制造技术、容量大小还是数量多寡等都远远比不上中国，永乐时郑和下西洋足可以证明这一点。首先在取材制造方面，日本的技术方法逊于中国，《筹海图编》载：“日本造船与中国异，必用大木取方，相思合缝。不使铁钉，惟联铁斨，不使麻筋、桐油，惟以草塞罅漏而已。费功甚多，费财甚大，非大力量未易造也。”[1]（p201）而中国方面的舰船以福船和广船为主体，“福船高大如楼，可容百人。其底尖，其上阔，其首昂而口张，其尾高耸。设柁楼三重于上，其傍皆护板，裼以茅竹，坚立如垣。”[1]（p862）广船则“视福船尤大，其坚緻亦远过之。盖广船乃铁栗木所造，福船不过松杉之类而已。二船在海若相冲击，福船即碎，不能当铁栗之坚也。倭彝造船，亦用松杉之类，不敢与广船相冲。”[1]（p857）因此，倭寇舰船“其形卑隘，遇巨舰难于仰攻，苦于犁沉，故广船、福船皆其所畏。”[1]（p201）由此可见，由于双方舰船质量的差异，倭寇舰船不敢与中国的巨舰直接对抗。其次在容量体积方面，双方也有很大的悬殊，倭寇的舰船“其大者容三百人，中者一二百人，小者四五十人，或七八十人。而广船旁陡如垣，尤其所畏者也。其船底平，不能破浪。”[1]（p201）船小还决定其不能带足够的淡水，如“凡倭船之来，每人带水三四百斤，约七八百碗。每日用水五六碗，极其爱惜，常防匮乏也。水味不同，海水咸不可食，食则令人泄。故彼国开洋，必于五岛取水。将近中国，过下八山、陈钱山之类，必停舶换水。”[1]（p202）因此，这再次映证了“御海洋”中守海岛的必要性。最后，倭寇舰船的适航性也比中国的差很多，因为“其布帆悬于桅之正中，不似中国之偏；桅机常活，不似中国之定，惟使顺风。若无风、逆风，皆倒桅荡橹，不能转戗。”[1]（p202）因此，倭寇横渡大海来犯，必然会选择顺风的有利时期，即东北风或东风盛行的季节。而我国沿海属季风气候，冬季多北方或西北风，且风力较大，不利于倭寇木帆船的航行；夏季则多南风，对倭寇而言属逆风，更是与之相悖。因而其最佳出洋的时期在每年春季和秋季汛期之时。针对这种情况，郑若曾建议明政府要因时制宜的采取相应措施，对春秋季节需重点防范。

二、兵器的比较

日本因其舰船制造技术水平的低下及其武士道精神的崇尚注定其擅于陆战而非海战。故其最常用的兵器便是刀，中国统称为“倭刀”。其刀“大小长短不同，立名亦异。每人有一长刀，谓之佩刀。其长刀之上又插一小刀，以便杂用。由一刺刀，长尺许者，谓之解手刀。长尺余者，谓之急拔，亦刺刀之类，此三者乃随身必用者也。”[1]（p203）充分了解其兵器特点后，中国方面便可以针对性的创造出与之相克的兵器，如戚继光发明的“狼筅”。“制筅之法，用茅竹长而多簹者，末锐包铁，如小枪，两傍多刺。其刺每支以火慰之，一直一钩。其直者如戟，钩者如矛。然后以熟桐油灌之，敷以毒药，锋利难犯，乃杀倭之利器也。”[1]（p951）因此，倭刀并不可怕，只是倭寇一贯的残暴掠夺性让人望而生畏，《筹海图编》对此进一步指出：“善运刀者在前冲锋，可畏颇有限也。中国人不知，望之辄震而避焉。”[1]（p203）

除了上述冷兵器以外，明朝军队无论是海上舰船还是陆上士兵都配有大量火器，其种类繁多、用途广泛，主要分为燃烧性火器、爆炸性火器和抛射性火器。

燃烧性火器如天坠炮、大蜂巢、火妖、火药桶、飞天喷筒等。其中天坠炮“其大如斗。用法，升至半天，堕于贼巢，震响如雷，黑夜令贼自乱相杀。内有火块数十，能烧贼之营寨，必不能救。”[1]（p918）大蜂巢用途更广，“此器战守攻取，水陆不可无者，夺心眩目，惊胆伤人，制宜精妙，此兵船第一火器也。”[1]（p920）火妖“纸薄拳大，内荡松脂，入毒火；外煮松脂、柏油、黄蠟。燃火抛打，烟焰蒺藜戳脚。利水战、守城、俯击、短战。”[1]（p921）火药桶“木桶可容一斗者，用缓药。每桶五斤，如法用好，轻轻将桶加盖，加闩。闩孔要穴，闩要细取，入闩时不致撞动。桶双手平举，轻轻落下。彼舟为舟所击，火激药发，全舟尽焚。”[1]（p922）飞天喷筒“饼发去，可高十数丈，远三四十步，径粘帆上如膠，立见帆燃莫救。此极妙极妙，万分效策。”[1]（p922）可见，这些燃烧性火器专以燃烧为主，同时其中的某些火器也兼有爆炸效果，如大蜂巢和火药桶，具有很大的杀伤力。

爆炸性火器主要是地雷，时丹阳邵守德云：“地雷以生铁铸成，实药斗许，檀木跕，跕至底，跕内空心，装药线一条。择寇必由之地，掘地作坑，连连数十，埋地雷于坑中。内用小竹筒通药线，土埋如故。机关藏火，贼不知而踏动，则地雷从下震起，火焰冲天，铁块如飞蝗，着人即死，乃孔明之秘器也。”[1]（p922）

抛射性火器主要以佛郎机炮、鸟铳和火箭为主。佛郎机主要源自于葡萄牙，它是一种子母炮，因中国明朝时称葡萄牙为佛郎机而得名。时刑部尚书顾应祥云：“佛郎机，国名也，非铳名也。正德丁丑，予任广东佥事，署海道事。蓦有大海船二叟，直至广城怀远驿，称系佛郎机国进贡。”[1]（p903）它与当时其他火炮相比，主要优点在于：其他火炮的炮身都是一个整体，弹丸和火药都必须从炮口放入，每次一炮过后都得重新装填弹药，既费时又费力；而佛郎机炮将炮管和炮膛分为母铳和子铳，一个母铳配有多个子铳，作战前将多个子铳事先装填好弹药，开炮时只需轮流换装子铳即可，这大大提高了射击速度，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另外，它还有照星，有利于提高射击准度。同时尾部还有一长柄，可以随时更换方向和角度，非常灵活，如《筹海图编》描述到：“其机活动，可以低，可以昂，可以左，可以右。”[1]（p901）这些优势都是当时其他传统火炮无法比拟的，因此很快在中国流传开来，并得到进一步改进和利用。鸟铳又称鸟枪或者鸟嘴铳，因其能打飞鸟，故而得名。至于它的来源，目前学界说法不一，南炳文先生综合分析各种说法，最后得出结论：它不是中国所固有，乃是外国传入，其中一说直接来自葡萄牙、二说葡萄牙先传给东南亚，再由东南亚传入明朝、三说葡萄牙先传给日本后，因抗倭战争的原因，明朝再从日本手中获得，这三种说法都有可能，没有足够详尽的资料对其中任何一种说法加以否地。[2]至于它的优点则在于准确性好，唐顺之称其“捷于神枪，而准于快枪，火技至此而极。”[1]（p908）而且体积小、重量轻，便于行军携带。时唐顺之又云：“鸟嘴铳最后出，而最猛利。以铜铁为管，木橐承之，所击人马洞穿”[1]（p908）可见其杀伤力也很大。然而，明朝士兵在刚开始使用鸟铳时，往往并不得法，常常败阵，郑若曾对此分析了原因，他说：“短兵相接，乃倭寇所长，非中国之民所易敌也。其所歉者，火器耳。今鸟嘴铳，反为彼之长技。而我兵鸟铳手虽多，不能取胜，何耶？倭人亡命，我兵望之辄懼而走。或铅子堕地，或药线无法，手掉目眩，仰天空响。”[1]（p928）因此，在前期使用鸟铳的抗倭战争中，日本的鸟铳往往更加先进更加具有威力。针对这种情况，明朝对日本传入的鸟铳进行学习和改进，从而在使用鸟铳作战过程中逐渐改变了被动地位。火箭也是明军对付倭寇舰船的常用火器，其目标主要是针对舰船的帆布，射中即燃，无可挽救。戚继光称其为“水陆利器，其功不在鸟铳下。”[1]（p941）(责任编辑：论文发表网)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