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的四重根基(4)

        注释：
　　①上述关于中国前现代文明发展水平的整体性判断基于以下历史发展的事实和理论研究成果。就历史发展的事实而言，推动现代性变迁的决定性技术如活字印刷术、黑色火药、罗盘针、航海技术、造船技术等在中国前现代阶段所达到的水平远非前现代欧洲可比，这已为世所公认;在前现代农业文明的生产力水平上，中国能供养远比同地理规模的欧洲多出几倍的人口，也有力地说明了其发展的水平;在制度建构上，中国的“高水平平衡陷阱”和有着诸多的现代性趋向却未能率先走向现代化的事实，亦一直为西方学者所困惑。这些都既表征了中国前现代农业文明所达到的“惊人水平”，也为当代的比较现代化研究留下了一个充满诱惑、困惑和复杂性的学术研究领域，以至于有了著名的“韦伯难题”、“李约瑟之谜”。随着中国的全面崛起，这一问题已在理论和实践的双重维度引发了人们的特别关注，其研究的全面突破必将直接影响对人类现代社会变迁问题的认知。就理论研究而言，国内外已有的研究已为认识此问题提供了相当积累。法国学者谢和耐指出：“纵观11～13世纪的整个中国社会，我们只要在各个领域（贸易总量、技术水平、政治组织、科学知识、艺术和文学）中把这个时代的中国社会与基督教社会进行一番比较就会坚信，我们的欧洲落伍得相当远了。”（参见谢和耐：《中国社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02页）美国当代著名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中世纪时期，中国人在欧亚大陆的交流中，通常是捐献者，而不是接受者”;“在公元后的14个世纪中，中国则是技术革新的伟大中心”;“中世纪时期，中国是世界上最富饶、人口最多、在许多方面文化最先进的国家”（参见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336-338页）。美国著名学者保罗·肯尼迪断言：“在中古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的更先进和更优越。”（参见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4页）著名华裔学者张维为亦认为，中国作为“文明型国家”具有“四超”和“四特”的独特的特质：“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政治、独特的社会、独特的经济。”（参见张维为：《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64页）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2]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 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 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N].人民日报，2013-08-21.
　　[3]秦益成，李荷英.国外学者政要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J].国外社会科学，2010，（1）.
　　[4]王力.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逻辑与历史统一性[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3，（6）.
　　[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