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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末魏初诗文论重心的转移与文学价值的发现(2)

作者:秩名更新时间:2010-09-05 11:15 点击:次

【论文发表关健词】文学自觉说;文学价值观念;诗文论;重心转移

【职称论文摘要】

又例如他在评价后汉的文学评论时说: 在后汉的时代,辞赋与前汉同样流行,五言诗大为兴盛,散文则呈现骈体化而与辞赋相接近,可谓文运隆盛。但是,在这些文体兴盛之始,有关这些体裁的文学的议论却几乎没有。而纯粹的文学

　　又例如他在评价后汉的文学评论时说:
　　在后汉的时代,辞赋与前汉同样流行,五言诗大为兴盛,散文则呈现骈体化而与辞赋相接近,可谓文运隆盛。但是,在这些文体兴盛之始,有关这些体裁的文学的议论却几乎没有。而纯粹的文学意义上的议论的兴起,无疑在于后汉之末、魏代之初。。
　　从上面的几个例子可知,铃木虎雄的考察使他得出这样的判断,即在魏代以前与文学相关的评论中,关注更多的是文学中的政治伦理、道德教化,是在联系时事而阐述各家自己的学说,而缺乏“纯粹的文学意义上的议论”,其评论的重心显然并非文学。铃木虎雄接着对魏代的情况作了考察,他说:
　　……而有关文学的议论,亦自曹丕及其弟曹植始。……
　　《典论》中最为可贵的是其认为文学具有无穷的生命……
　　在《典论》中,曹丕根据文学作品的各种文体说明其各自追求的主要目标是各不相同的……
曹植也在其所作《与杨德祖书》中对王粲、陈琳、徐干、刘桢、应瑒以及杨修本人加以评论。当时不仅曹丕兄弟各以自己与他人为对象的评论广为流行,而且吴质、陈琳在答曹植书中,也对来书的文辞加以评论。……
　　由上可见,在魏代,有关文学的独立的评论已经兴起。
　　也就是说,在魏代才真正产生了以文学为中心的评论,文学的价值也由此真正被发现和肯定。所以,铃木虎雄所谓的“文学自觉”,其内涵是指魏代对于文学价值的发现和承认,是文学价值观念的自觉,这是他所说的“从文学自身看其存在价值的思想”的确切含义。而所谓的“只以对道德思想的鼓吹为手段来看文学的存在价值的倾向”,应该说是他在表述上的失误,其真实意思是指魏代以前只注重文学中的道德思想的价值,而对于文学自身的价值则没有注意。这样,将这二者加以区别和对立,并以之作为魏代前后文学思想变化的分野,在逻辑上就完全顺畅了,也完全符合他对于魏代前后诗文论的实际考察情况。
　　当前学界关于“文学自觉”的问题有着许多争论,例如曹丕所说的“文章”与当代意义下的“文学”是否等同、魏代以后的文学是否脱离了功利,等等。赞同者认为曹丕所说的“文章”包含了诗赋在内,而诗赋“是魏晋南北朝四百年文学的主体,具有代表当时文学的资格却是毫无疑义的” [3];反对者则认为“‘文章’的范围远比‘文学’要广” [4],《典论•论文》不能作为“文学自觉”的标志。赞同者认为魏晋时期“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 [5];反对者则认为“魏晋以后的中国文学并没有真正走向‘为艺术而艺术’,自然也不可能摆脱‘功利主义’的艺术观” 。[4]应该说,当代学术视野下的“文学自觉”,其内涵与铃木虎雄提出的“文学自觉”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在当前的研究背景下,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都是十分必要的。但是,由于从鲁迅先生起,学界就往往将铃木虎雄提出的“文学自觉”理解为“纯文学”的自觉,把他所说的魏代产生“从文学自身看其存在价值的思想”理解为“艺术论”,所以一些批评的矛头也就往往最终指向铃木虎雄。然而事实上,由我们上文的分析可知,铃木虎雄的观点其实并未涉及文学的范畴界定,也没有区分所谓的功利的文学与艺术的文学。他的所谓“文学”是最广义的文学,与曹丕的“文章”完全兼容;而他所关注的对于文学价值的发现,也并不只是“纯文学”在艺术上的价值,而是包括了“经纶国事”的所谓实用价值的。如果我们抛开铃木虎雄不谈,只在今天的学术视野下把“文学自觉”作为一个全新的概念来研究,那么上述的争论都是有价值而且必要的。但如果我们把这些争论放在铃木虎雄的研究框架内,并以此来否定铃木虎雄的观点,则会造成批评上的错位,这是在当今学界全面审视“文学自觉说”的要求下所必须澄清的一个问题。
　　二
　　因为铃木虎雄主要引用了曹丕的《典论•论文》作为例证,所以学界往往把曹丕所说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诗赋欲丽”、“文以气为主”等当作铃木虎雄判断“文学自觉”的依据,这应当说同样是对铃木虎雄的误解,或者说是由于铃木虎雄在表述上的疏漏所带来的误导而造成的。更为重要的是,许多当代学者对于“文学自觉说”的重新审视,也仍然是以这几点作为参考基准的,这显然是因为误解了铃木虎雄的判断依据,而把这个错误的思路沿袭了下来,所以这个问题也同样有澄清的必要。
　　铃木虎雄“文学自觉说”的内涵是指魏代对于文学价值的发现和承认,其判断的主要依据并非曹丕在《典论•论文》中的观点,而是魏代前后是否产生了“纯粹的文学意义上的议论”,或者说,是魏代前后诗文论的重心是否为文学,这从他在《中国诗论史》中的整体表述中可以清楚地判断出来。他在评价后汉时说“纯粹的文学意义上的议论的兴起,无疑在于后汉之末、魏代之初”,紧接着在考察魏代时说:
　　魏之三祖即武帝(曹操)、文帝(曹丕)、明帝(曹叡)都是作为文学家而同时以统治者的权力来推扩、保护文学者。建安、黄初之时,文学郁然兴起,是不能不主要归为彼等之力的。而有关文学的议论,亦自曹丕及其弟曹植始。
　　可见在铃木虎雄的考察中,汉末魏初在诗文论上最大的变化就是“纯粹的文学意义上的议论的兴起”,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他得出了魏代产生了“从文学自身看其存在价值的思想”的结论,进而提出了“文学自觉”的概念。他举曹丕《典论•论文》以及曹植《与杨德祖书》为例,都是为了说明“在魏代,有关文学的独立的评论已经兴起”。他的称引曹丕“诗赋欲丽”的话,意在说明曹丕“根据不同的文体说明其归趋之异”,这也还是在证明魏代诗文论的重心转移到了文学上面。
　　铃木虎雄的考察范围在魏以前仅局限在诗论之内,而《诗》在中国古代有着“经”的特殊地位,不论是在哪一个朝代,对于《诗》的阐释总是离不开政治道德的。那么,汉代有关辞赋的评论情况又怎样呢?罗根泽先生说:“‘尚用’的观念,恰与两汉相终始,所以两汉的评论辞赋,自刘安至王逸,都以之附会儒家化了的《诗经》,至魏文帝曹丕才摆脱了这种羁绊。”[6]这一评价应当说是恰当的。从汉人对辞赋的评论来看,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探讨文辞与讽谏的关系,而其立论点也并非是文学,而是从道德教化的角度出发的,例如扬雄在《法言》中说: (责任编辑：论文发表网)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