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安石诗歌的沿袭与超越(3)

　　诗人作品得以传世,主要仰赖书册传播。诗文别集的编订刊印影响着诗人的历史地位,诗集或流传不广,或编订不精,或残缺不全,都会影响后人对诗人创作原貌的正确理解。王安石的诗集在传播过程中夹杂了大量他人作品,引发了后人许多批评。诗人方惟深曾将诗集献于王安石,深得王安石赞赏,其诗亦误入王诗集中。如《谒荆公不遇》,《中吴纪闻》云:“此诗荆公亲书方册间,因误载《临川集》。” 又如《舟下建溪》,《莆阳文献》云:“此诗荆公爱之,尝书座右,后人误入荆公集中。”王直方《诗话》云:“荆公集中有《落星寺诗》,其末云:‘胜概惟诗可收拾,不才羞作等闲来。’落星寺在彭蠡湖中,刘咸临尝亲见寺僧,言幼时目睹闽中章传道作此诗,其前六句皆同,其末云:‘胜概诗人尽收拾,可怜苏石不曾来。’苏、石谓子美、曼卿也。后人爱其诗者,改末句作荆公诗传之,遂使一篇之意不完,其体与荆公所作诗亦不类。”王安石的诗集经后人不断编订补校,在宋代有闽本、浙本、詹大和重刻本、王氏曾孙王珏刊本传世,但仍存在大量的误收现象。王安石的诗文集还曾在绍兴八年由官方编纂,由宰相薛昂主持。官刻本应当是雕镂精美、校勘详确之作,却遭兵祸而失传,南宋时民间流传的已非善本。宋人魏了翁《临川诗注序》云:“国朝列局修书,至崇观政宣而后尤为详备。……臣下之文,鲜得列焉,时惟临川王公遗文,获与编定。薛肇明诸人实董其事。……然肇明诸人所编,卒以靖康多难,散落不存,今世俗传抄,已非当时善本,故其后先舛差,简帙间脱,亦有他人之文淆乱其间,虽然,未足多辨者。”误入王氏别集的他人之作在当时不足多辨,却使后人莫衷一是。选本、注本也是书册传播的一个方面,宋代李壁的《王荆文公诗笺注》亦是后人了解王安石的重要途径。此书注释详备,校勘精审,诚有功于后学。但李壁用力极深,不免有过犹不及之处。宋人刘辰翁曾评点此书,并删去部分注释。刘辰翁之子刘将孙作《王荆公诗序》云:“李笺比注家异者,间及诗意。不能尽脱窠臼者,尚袭常眩博,每句字附会。肤引常言常语,亦跋涉经史。”李壁的注文大量引用前人诗文,旁搜博取,抉隐发藏,以证明王诗字字句句皆有来处。这一作法混淆了无意暗合与有心化用的区别,越发坐实了对王安石抄袭前人的批评,使其陷入尴尬境地。
　　宋诗的诗史地位是在与唐诗的比较与对抗中形成的,面对唐诗的影响,宋代诗人的心理焦虑既是备受压抑的根源,又是其力求进步的动力。王安石点化前人成句的行为,不能简单地断定为抄袭剽窃。将之放在唐宋诗史变革的大背景中,可以看出诗人不甘屈居人下,力图实现对前人的沿袭与超越。王安石对前人成句的修正,是博学之士的性情流露,自出新意,自成高格,往往能后来居上。后人对王安石的严厉批评,并不妥当。而造成误解的原因,并不完全在点化前人成句这一诗歌创作手法的影响上,诗歌传播过程中的异变与扭曲,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注释:
　　①⑦ 钱钟书:《谈艺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697、700页。
　　② 参见王水照《王水照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96-98页。
　　③ 陈善:《扪虱新话》,《儒学警悟》,龙门书店1967年版,第189页。
　　④⑤⑧ 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3、73页。
　　⑥ 钱钟书:《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页。
　　⑨ 李壁:《王荆文公诗笺注》,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69页。
　　作者简介:叶宽,男,1982年生,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生,湖北武汉,43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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