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意象与超象(2)

　对于言不尽意的局限,中国人很早就提出立象尽意的解决方法。“立象尽意”最早见于《周易·系辞》:
　　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
　　这个命题主要提出了一种表达方式:“立象”。“立象”的表达方式,实际上是一种象征的表达方式。这种表达方式的目的同样也是为了描述事物的本质和普遍性:
　　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周易·系辞下》)
　　“立象”的关键是“取类”。“取类”,就不是囿于“象”本身,或者说是不拘泥于某一具体事物的状貌,而是通过它来表达同类的情与理,这就是“其旨远”,而这些要表达的东西是通过某一具体的“象”来启示的,这就是“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
　　可以看出,《周易》的这种表达方式,与文学艺术是相通的。所以章学诚说:
　　《易》象虽包六艺,与《诗》之比兴,尤为表里。……《易》象通于诗之比兴。(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一·易教下》)
　　在文学艺术中,作家所要传达的审美经验,既在意象之中,又在意象之外。也就是说,文学艺术是意象的,也是超象的。这正如文学是语言的又是超语言的一样。
　　对这一辩证命题的理解,中国道家的认识论是富有启发的。《周易》中所提出的言、意、象三者关系问题,在庄子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而且是更加专门化的探讨。首先庄子探讨了“言”与“意”的关系:
　　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庄子·外物》)
　　在庄子看来,“意”是根本,“言”只是手段。人不应拘泥于语言,而重在把握语言中的“意”。
　　庄子还在认识论意义上,探讨了认识“道”的途径:
　　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望;还归,遗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离朱索之而不得,使吃诟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黄帝曰:“异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庄子·天地》)
　　玄珠,喻道;知,即智;离朱,喻视觉;吃诟,喻语言;象罔,即罔象,即无象。庄子通过这个寓言来说明,用“知”、视觉和语言是不能领悟“道”的,只有超于有形,才能达于道真,即海德格尔所说的存在之真理。
　　所谓无象,不是真的没有象,而是超越象,不要拘泥于象。也就是不要囿于事物的形名。正所谓“无形者,数之所不能分也;……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庄子·秋水》)。
　　王弼在三玄(易、老、庄)基础上,对言象意三者关系作了精辟的总结:
　　(1)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2)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3)意以象尽,象以言着。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4)然则,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于象而存言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言也。(5)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6)是故触类可为其象,合义可为其征。义苟在健,何必马乎?类苟在顺,何必牛乎?[1](P609)
　　为了方便起见,我们把王弼这段话分了六个层次,并加了序号。总的来说,王弼阐述了两个主要问题,一个是对“意”的表达,一个是对“意”的接受。表达,涉及的是作《易》者;接受,涉及的是用《易》者。第一层是就表达来说的:象是表达意的工具,言是表达象的工具。只有象才能完整地表达意,只有言才能充分地表达象。第二层是讲接受:由于言是因象而生,所以,通过语言可以得象。由于象是因意而生,所以,通过象可以得意。第三层也是讲接受:因为象是用来表达意的,言是用来表达象的,所以,得象可忘言,得意可忘象。第四层还是讲接受:言虽是因象而生,但是,拘泥于言,就不会得到产生言的象。象虽是因意而生,但是,拘泥于象,也不会得到产生象的意。第五层又是讲接受:只有不拘泥于言,才能得到象。只有不拘泥于象,才能得到意。第六层对表达和接受都有意义:对于表达和接受来说,都不要拘泥于象,关键在于能够抓住同类事物的本质和特征。
　　王弼的阐释对我们理解文学意象的超象性质会有很大的启发。意象是作家用来表达“意”的,即审美经验,“神用象通”(《文心雕龙·神思》),“象”是工具,“象”又要由语言来构造,语言又是一层工具。可是语言是有限的,象也是有限的。作家能否充分传达自己的审美经验,取决于对这两层工具的掌握水平。对语言来说,必须抛弃“名言”,即抽象的概念语言,使用那些能够提示“象”的语言;对于“象”来说,必须能够把握审美经验中最本质的方面。这要求语言和象都必须是富有提示性和弹性的,而不能太着实。即所谓“不落言筌”。所谓提示性和弹性,就是刘勰所说的“文外之重旨”:
　　夫心术之动远矣,文情之变深矣,源奥而派生,根盛而颖峻。是以文之英蕤,有秀有隐。隐也者,文外之重旨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斯乃旧章之懿绩,才情之嘉会也。夫隐之为体,义主文外,秘响傍通,伏采潜发,譬爻象之变互体,川渎之韫珠玉也。(《文心雕龙·隐秀》)
　　人类对世界的感悟是无穷无尽的,精神的活动是深远的,审美经验是新鲜的、跃动的、丰富的、复杂的,要把这些都传达出来,就使得文学作品中,有“秀”和“隐”的出现,“秀”就是警句,而“隐”就是文外之“意”,是“秘响傍通”。所谓“秘响傍通”,就是“文意的派生与交相引发”[2](P65)。意象是具体的、可感的,超象同样是具体的、可感的。如果说意象的具体是个别的具体,那么,超象的具体就是由个别上升为一般的具体。如果说意象的可感还主要是形貌的可感,那么,超象的可感就是形貌以上的精神内容的可感。意象好比是引渡我们到精神世界的渡船,船的空间越大,渡的人就越多,同样,意象留有的象外空间越大,传达出的审美经验就越多,例如“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柳宗元《江雪》),在这首诗中,意象并不多,极具写意色彩。从“象”的层次来看,诗人为我们传达了一个空间上的空旷感,但是,诗的意象,由空间的空旷引向了精神的“空旷”:孤寂。这就是意象的魔力所在。 (责任编辑：论文发表网)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