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财政思想初探

      　[中图分类号]K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4）05 — 0067 — 04
　　张謇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一个崛起于东西方之间、处于过渡时代的历史人物。胡适称之为“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说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1〕P3他曾先后担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总长和北洋政府农林、工商总长和全国水利局总裁等职。他关注社会现实，心系百姓疾苦，矢志拯救民族危亡，进而实现国家富强。他了解世情、国情和民情，勤于思索和探究，在融汇古今财政理论的基础上，对清末民初我国的财政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阐发了自己对财政问题的主张，形成了富有特色的财政思想。对此学术界尚无人论及，笔者拟从其论著入手爬梳整理，就其关于财政的地位和原则、关于开源和节流的思路和方略等方面的思想进行阐述，以求教于方家。
　　一
　　财务为庶政之母。任何公共管理活动都离不开财政的支持。张謇对财政的重要性有着特别清醒的认识，把它比喻为人的血液，说“财者，譬之人身，犹精血也。精血枯竭，命且随之”，〔2〕卷一P1强调它是开展行政管理活动的前提，“国无政不理；政非财不举。”〔2〕卷一P117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和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使中国“创巨痛深，实与亡国无异”〔3〕 卷五P2289，清政府认识到不能在老路上继续走下去了，被迫改弦更张、施行新政。张謇认为，财政是兴办一切事业的先导，对于实行新政、加强国防、发展教育、推进政治民主、实现国家的现代化显得尤为迫切，说“要政待举者无穷，尤要者尤宜亟举；言其表则海军尤要，言其里则地方自治教育费为尤要。然非有财政之预备，则一切且无从而举，何有于兼筹表里也？”〔2〕卷一P116
　　1912年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财政问题成为困扰革命党人的难题之一，也是左右民初政局的一个关键要素。一方面，新兴资产阶级对前途充满期待，以为大力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时机即将到来，百废待兴；另一方面，内忧外患尚未消除，经济凋敝，而传统财政来源或被民国政府免除，或被地方各省截留，关税、盐厘等重要财政收入又把持在帝国主义手中。中央财政匮乏已极，军政费用极端困难。当时南京十余万军队军费没有着落，嗷嗷待哺，伙食从干饭改为稀粥，以后连稀粥也难维持，以致军队面临哗变的危险。辛亥革命后，建立临时政府迫在眉睫，各方均希望张謇能出任财政总长，张謇以“实不敢以全无把握之事滥竿充数”推辞〔2〕卷一P234，（后被推为实业总长）张謇认为，当时的中国国家不统一，而外患日亟，“中国第一急务，不外整理财政。苟得整理财政，增加收入，中国前途不必忧矣。”〔2〕卷一P226显然，开辟财源，重振财政实为当务之急。
　　二
　　张謇认为，做好财政工作必须贯彻以下重要原则：
　　一是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反对照搬照抄别国的经验或做法。他说“财政之要，须审度国家政治历史、人民生活程度以为衡。若强援欧美强国取民之制，以组织不完全之法，施之观念不同、救死不赡之人民而责以担负，削足适履，所伤实多，未见其有济也”〔2〕卷一P117。也就是说，在中国税种的选择、税率的高低都要考虑到具体国情，而不能简单照搬别国的做法。
　　二是在财政工作中应实行仁政，轻徭簿赋，省事安民，与民休息，反对横征暴敛、苛政扰民。他赞赏汉初黄老清静无为的思想。这是因为，一方面无为而治的思想是一种极为高明的统治思想，曾使社会安定，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如汉初的“清静无为”催生了著名的“文景之治”。另一方面，清末政府乱作为的结果不仅不能促进经济发展，相反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一些官员借机敲诈勒索，大大加重了企业的负担。企业对此深恶痛绝。1903年，张謇东游日本进行了考察。考察给张謇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日本政府深谙老子“治大国若烹小鲜”之道〔2〕卷6p483，给予企业比较宽松、自由发展的环境，不对其进行过多的干预。他借用“土烦则草木不生，水烦则鱼鳖不长”的古训，认为苛政以惠民始，以害民终，绝非仁者所当为，“是以扰而烦之者祸之矣，于何云福？夫以国利民，福为名始，而以国害民，祸为实终，仁者不为也。”〔2〕卷一P281而且如果一味征敛，则“民必不堪命”，势必导致政局的动荡。
　　三是政府应让利于民，而不能与民争利。辛亥（1911年）五月，张謇入京。摄政王载泽召其与盛宣怀一同商讨四川铁路收归国有的方法。盛以铁路工款中有三百余万为川绅所亏欠，政府不应承担为由，主张仅以实际所用的部分还给四川股民。张謇则主张全额补偿股民，提出川路资金“输出者川之人民，亏挪者川之绅士”，不能混为一谈，要把亏欠挪用路款的绅士与普通股民区别开来，主张“一面查追绅士，一面允给川人，”并认为政府与百姓之间绝非普通的商品交易关系，倘若是甲商与乙商之间的关系，适用处理经济纠纷的方法并无不可，但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具有特殊性，政府“不当与人民屑屑计利”，而且川人争路款，并无反政府的意图，因此尤须审慎。载泽无言以对〔2〕卷六p874。后来，正是由于清政府对张謇的建议未予采纳，处置失当，才使四川的保路运动愈演愈烈，并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的总爆发。
　　三
　　财政的主要功能在于为实现国家的职能而筹集和安排财政资金。一般而言，财政涉及收与支两方面。在开源方面，张謇认为，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借用外债，改革盐政也很有必要，但最重要的还是发展农工商实业。

     1.借用外债
　　张謇认识到“借债政策，关系国家存亡大计，一日无确当的解决，即国家大计日陷于杌陧之危境。”〔2〕卷一P165因此必须高度重视。
　　张謇对借外债有着理性客观的认识，一方面，由于中国当时“贫窘达于极点”，借款用以救济“诚属万不得已之举”。〔2〕卷一P166同时，借用外债是解决国内资金短缺、发展实业的客观要求，说“中国物产丰饶，事业繁多；苦于人才缺乏，母财滞涩，卒至持笥而号寒，倚困而啼饥。”另一方面，外资“利之所在，害亦因之”〔2〕卷二P169，所以认为，凡是都是一分为二的，对待外债也应当辩证地看，关键是要趋利避害。他批驳了那种因噎废食，对借用外债一概否定的看法，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借，而在于以什么条件借，如何使用。民国12年（1923），他在《论导淮致齐督军函》中说，“今之社会，动曰借债亡国。走宁不知借款之有弊。但如富家败子，饮食男女，任意挥霍，不足则仰给于人，而子母本息，循环相生，不数年而祖先遗产，不复为已有。又如崛起后进，欲谋生业，苦于徒手，暂贷诸人；他日业成而永久，收入之数，支抵有期限之债务外，其所得且倍蓰，则振兴之机，宁不赖外资之过渡？故世界各国之兴大利，除大害，无一不借外债。亡不亡，视用债与还债之属于生利抑消耗，而不在借不借也。”〔2〕卷二P620他强调借款必须有一定的限制，必须签订合同，不能附带任何政治条件，而且应用于有益于国家和民族的生利之事，用之于生产建设，而不能用于耗费。如果借债用于消费，“以有穷之借款，供无穷之挥霍，将何术以弭之？现时中国外债已达十万万两以上，罄全国十年之岁入，毫不用于他途，犹不足为偿还夙逋之用。”〔2〕卷一P167借债必须建立在有偿还能力的基础上，否则就好比“饮鸩自毙，势必不救。”〔2〕卷一P166另外，借外债还必须考虑之后可能产生的后果，并早为之谋划。因为“大宗外债骤输入于内地，银价之涨落，物值之低昂，贸易正负之差异，皆将增而生绝大之变动，久困涸辙之社会，亦或以骤增消费，生蒸蒸蕃庶之幻象”〔2〕卷一P168。 (责任编辑：论文发表网)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