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失衡根源在于国民经济初次分配制度的缺陷(4)

　　其中,v=82213.9亿元,m=198129.1亿元。即有:
　　82213.9v+198129.1m=280343R
　　上述等式中,v占R的29.33%,m占R的70.67%。假定v全部用于消费,作为劳动力成本应该全部用于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也只是消费掉29.33%的R,即消费掉不足30%的消费品。由于m还包括政府收入6.1330万亿元,所以,劳动剩余价值为13.6799万亿元,占第二、三产业增加值的48.8%。实际上,政府收入有一部分要用于支付国家公职人员(包括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从业人员)工资,已经包含在v中了。这样看来,中国2008年第二、三产业增加值的产品形态,有50%以上可能不会用剩余价值的价值形态与之相交换。就是说,中国2008年第二、三产业的增加值有50%以上将不用于消费。
　　中国出现上述的情况,完全可以说是由国家的国民经济初次分配制度造成的。因为国民经济初次分配制度没有去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而国家的国民经济初次分配制度是应该这样做的。这就是说,一个以国家为单位的社会组织中,其经济活动或者称为经济发展,必须以保障该社会组织成员每一个个人都获得一定的生存和发展条件为基本前提,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通过建立合理的国民经济初次分配制度来保障生产与消费的基本平衡。
　　(二)国民经济初次分配制度设计未遵循以人的发展为目的发展的经济规律是中国生产与消费不平衡的根本原因
　　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出现的国民经济初次分配制度缺陷是从改变生产关系开始的。笔者在2005年写的《经济运行的制度因素》(线装书局2007年出版)和2008年写的《中国社会主义资本积累方式变革的历史回顾及制度建设》⑧对这种改变有过论述,但并未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按照政治经济学原理,生产关系包括三个方面:(1)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2)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的各种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3)完全以上述两个方面为转移的产品分配形[式。⑨]由于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在这个语义上判断生产关系的变化有一定难度,但实际上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的生产关系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其中对国民经济初次分配带有根本性的变化是产品分配因资本的多元化而不再由国家来主导,这就直接影响到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的成本确定,即劳动力成本的核算问题。
　　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前,资本收益者主要是代表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政府,政府具有投资者的身份,投资者和政府合二为一。正因为如此,政府直接把资本收益用于承担社会责任。人们也习惯于把资本收益者的责任与政府的责任等同看待。在此前提下,资本收益中应该有多少用于承担社会责任,只是由政府作内部分配,不涉及其他投资者的利益,资本收益和收益分配完全由政府按照其选择的生产关系来决定。在此情况下,资本收益者责任的制度安排在政府的其他事业中考虑,没有必要在国民经济初次分配中分门别类地给予特别规定。实际上,政府具有用制度来替代承担社会成本和生产成本的能力,在资本收益和收益分配完全由政府按照其选择的生产关系来决定的情况下,为了更好地体现政府的执政理念,政府往往会有意让生产环节中的许多成本变成隐性成本,不体现在生产成本之中。这种办法是无可厚非的。比如政府通过确保劳动力成本的低廉,隐去了应该体现在生产环节中的许多劳动力成本:劳动者的国民教育、医药保健、养老、住房和交通费用等等。隐去一部分劳动力成本的好处是避免结算上的麻烦,大大降低了管理成本。政府能够通过制度安排让一个人应该花10万元的教育成本隐去,只需劳动者在接受教育时交少量的学杂费就可以完成学业,就不应该让这个劳动者在未能够得到劳动报酬之前先找10万元读书,再在他作为劳动者进入生产环节后给他支付10万元的工资。隐去劳动者在接受教育时的10万元劳动力成本,无论是对政府、劳动者本人还是全社会的生产管理,这样做都是最经济的。
　　然而,在市场经济多元资本参与投资并主导产品分配的情况下,产品的分配权由资本持有人掌握,国家已经不能依靠自身掌握的经济资源来承担实行市场经济前隐去的各种社会成本。这就要求国家在实行市场经济多元资本积累条件下,遵循以人的发展为目的发展的经济规律,通过制定合理的国民经济初次分配制度,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在人的生存和发展中应该承担的责任,即确定其在产品收益的社会分配中应有的份额以及对决定资本收益的生产成本进行必要的管制或政策调节,并就此作出有利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和资本效率的制度安排,从而通过国民经济的初次分配来保障生产与消费的基本平衡。显然,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经济问题,应该也必须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基础,并体现在相应的制度安排如国民经济初次分配制度之中。遗憾的是,这个问题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至今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⑩
　　
　　四、出口拉动、区域差异发展和决策的城市倾向加剧中国经济失衡
　　
　　(一)出口拉动强化了初次分配制度设计缺陷对中国经济失衡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中国对外开放的初衷不是解决生产与消费不平衡中的产能过剩和消费不足问题。当时国家的做法是要进行发展经济的示范,即试验。深圳是这样,14个沿海开放城市是这样,后来的浦东也是这样。现在这种试验已经遍及全国,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深圳的试验变成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资金急速流到开发区“试验”。原来深圳“试验”的定位是“用外国资本挣外国人钱”,后来这个试验区自动转变成为中国内地的投资洼地。至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经济过热,这种“试验”达到了极致。由于当时中国内地的巨大的消费市场没有得到开发,沿海地区经济的外向依存度还比较低。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生产与消费不平衡的情况越来越严重,由生产与消费不平衡引致的国内产能过剩、消费不足的情况也越来越严重,扩大出口成为中国解决生产与消费不平衡问题的必然选择,原来的“两头在外”、“三来一补”变成“出口导向”。按照徐景安的说法,至2007年,中国对外贸易占GDP比例高达67%,其中出口占37%(同期美国分别为29%和12%,日本分别为27%和15%)。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是全球化水平最高的美国的2.3倍,是以出口为导向发展经济的日本的2.5倍。11根据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统计学会提供的数据,中国2005—2007年外贸进出口总额占GDP比例分别为63.9%、67%和66.2%,其中出口分别是34.2%、36.9%和37.1%。12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统计学会和徐景安的数据虽然有出入,但中国对外依存度高是不争的事实。由于大量的消费品没有能够在国内消费掉,寻求国外消费是必然的举措。可以说,提高对外依存度是一种借助国外消费能力解决国内消费不足从而实现生产与消费平衡的手段。然而,中国对外依存度的提高并没有能够有效解决生产与消费不平衡导致的中国经济失衡问题,相反还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经济的失衡。因为中国的出口是以低工资为代价换来的,即是以不断牺牲国内的消费能力来实现的。也就是说,在初次分配制度设计缺陷未能够很好弥补的情况下,加大出口产品生产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使消费不足的问题得到解决,但是它不是压缩国内生产规模,出口的也不完全都是消费品,实际上总的增加值仍然在增加,国内消费品的产量也在增加,相对于增加的消费品而言,低工资群体的增加反而强化了初次分配制度设计缺陷对中国经济失衡的影响。 (责任编辑：nylw.net)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