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知识界的“南北问题”(2)

其时东大在人文、科学和教育等方面均已有相对成型的社团与流派，三者相辅相成，融合为一。人文方面首推《学衡》。《学衡》公然树旗，与北大派分庭抗礼，形成所谓“南高学派”，成为南方学术的代表，因之亦出现了著名的“南北二胡”（胡适、胡先驌）。“学衡派”中的柳诒徵、陈寅恪、汤用彤、胡先驌、竺可桢都在1948年成为院士，而新青年派骨干中唯胡适一人而已。
　　如果说《学衡》为其人文方面的主力，那么中国科学社则构成其科学方面的中坚。之前，在美国成立的中国科学社聚集了一批精英，郭秉文预见这是个“富矿”，遂鼎力支持其将此社的大本营于1918年迁回国内，安扎在南高师。这成为此校名师的“黄金通道”，其他留学生亦滚滚而来。内中要员均为知识界一时之选，他们分别将诸多新式学科引入中国，成为各学科的鼻祖。1918年，其董事会改为理事会，并推竺可桢、任鸿隽、丁文江、赵元任和秉志等十一人为理事。除丁、赵两人外，余者皆南高教授。在现代中国各专业科学团体的成长过程中，此社一直充当着母体的作用。故此，南高开创了中国的科学研究工作，为中国现代科学的发祥地、大本营[14]，也是人文研究和中外交流的中心。教育学方面，南高、东大亦是我国教育学传播与研究的重镇。
　　其时东大有新旧两派：旧派中既有原两江地区的耆宿，亦有北大南下的名手；新派之中，既有深受杜威（哥大）实用主义濡染的郭秉文、陶行知等，亦有受白璧德（哈佛）新人文主义影响的吴宓、楼光来等。一方面，郭、陶作为杜门高徒，与北大的蒋梦麟、胡适（背后为《新青年》）遥相呼应；另一方面，吴、楼、汤用彤等作为白氏爱徒，又与清华的王国维、梁启超、陆懋德（背后有《清华学报》）等声气相求。这样，郭、陶等以“新教育社”为班底，后者则以《学衡》为堡垒，相互论辩，又相互沟通。而上述两派、四方，又基本上交汇于《学衡》，使后者成为南方知识界的最强音。故新旧、南北、问题与主义之间纵横交错，形成异常繁复的思想谱系。
　　晚近中国，很少刊物能像《学衡》那样融合新旧各派通力合作，凝聚国内最具原创力的前辈巨擘王国维、柳诒徵和新派学人陈寅恪、汤用彤、刘伯明等。此中，既有新旧各派、南北各方，又有师生人等。如此之包容，乃近于蔡元培时期北大的“兼容并包”。事实上，后者的《新青年》只不过汇聚了部分新派教授，而旧派教授则以《国粹学报》《国故》《甲寅》等为依托，学生则以《新潮》为基地（及至五四落潮时，北大的氛围也大为反弹，日趋保守[15]）。准此，东大渐成新旧各派极所激赏的重镇，以至于黄炎培、蒋梦麟甚至一度打算其建成新派的大本营，而把北大让于旧派。
　　此外，东大（中大）还办有《史地学报》《史学杂志》及《国风》等。上述杂志融文史与地学于一体，开一时风气，使其与燕京大学南北呼应，成为此中重镇。此校在短期内培养了巨量才俊，单是柳诒徵门下，即先后涌现了茅以升、向达、浦江清、赵万里、胡焕庸、陈训慈、张其昀等，他们不仅构成日后东大、金陵的砥柱中流，亦构成浙大和清华文科的基干[16]。
　　作为当时“长江以南唯一的国立大学”，东大与北大南北并峙，“同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两大支柱”[17]。以故东大之崛起特具意义：在此之前，尽管江浙是学术渊薮，是中国首屈一指的高端文化人才的生产基地，却异常缺乏近代式的学术教育机构，尤其缺乏高水平的公立院校（故很多学院派名手往往北上讨生活、干事业）。而东大之崛起，则基本上打破了知识界“学在北京”的格局，带动南方知识界迅速崛起，继东大之后，南方一大批名校先后崛起，如中山、厦大、武大、大同，外加原有老牌院校交大、圣约翰、东吴、同济、沪江、岭南等，形成了相对成型的南方名校群和学人群。而作为南方学术的中心，该校对南方知识界也发挥了重要的辐射作用。可以说，这一时期的东南大学，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原北大在知识界的地位，成为国内最具活力的大学。而就其制度建设和实际成就来说，东大已初步具备了近代大学的基本特征，这也就意味着南方大学渐入近代化的正轨。
　　不意南方政局变幻，东大亦屡遭变故。郭秉文去职，东大内讧日炽，正常发展大受影响，其相当一部分师生逐步北上[18]。
　　当此之际，另一所名校却在北方悄然崛起，其国学院亦名重一时，此即清华大学。尤其是在原东大教授罗家伦出长之后，清华大开女禁，锐意维新，迅速完成了国立化进程，日臻极盛，该校成为国内第一所真正的近代大学。1930年之后，作为后起翘楚的清华，开始与复兴后的北大联镳并驾，领跑北方名校对接世界前沿，很快形成了以两校为中心的北方名校群。尽管胡适1931年北上执掌北大文学院使北大文科东山再起，但相对于近百位洋派名流云集的清华，其后劲仍显有限。这时，清华几乎所有学科方面都走在全国前列，文学院更成为新派势力的翘楚。两校各有所宗各有所长。就权势网络言，北大始终主导着公立大学的人事安排；清华虽属国立，但因历史关系，与私立、教会院校（特别是南开）有着特殊的渊源。
　　
　　三、南北大学何以群起？
　　
　　东大和清华在1920年代的先后崛起，以及北大在1930年代的复兴，基本上奠定了战前中国顶尖高校三足鼎立的格局。而前此十年间，经过一个由北而南、由南返北的循环流动之后，中国知识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表现在：南北大学普遍崛起，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南北均势；全国师资团队结构有了大幅调整，留美欧派教授占据主导；各院校的系科设置和课程创设明显正规化系统化；原创性文化精品逐步增多；专业性文化机构、学会普遍出现，大学研究院遍增；对外交流更加活跃，层次日高，直接对接国际前沿。南方与北方几乎同时形成了以沪宁和平津为中心两个知识带。总之，此时已完全改变北大在知识界一家独大的格局，基本打破了知识界一元化、单中心的格局，由“学在北大”一变而成“南北均势”，形成了南北良性互动。
　　这一切都表明，到1930年代的中国，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共同体已初步成型。
　　从1910年代到1930年代之质变过程中，具决定性意义者无疑是1920年代。那么，这一演变的“内在理路”究竟何在？对此，作为南北大学后起之秀的东大和清华无疑特具意义。但问题在于：东大和清华何以崛起？南方何以与北方形成均势？ (责任编辑：nylw.net)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