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知识界的“南北问题”(6)

　　一般地说，这些代表人物都具有一些共同素质，如：现代训练、国际视野、专业修养、入世精神、人格魅力、现实资源。“大学独立，教授治校”等当然是众所追求的价值，但其实现，却不能完全依赖于高调的道德，而需依赖于现实的资源。在制度建设不够完善的现代中国，“潜规则”仍有其特殊重要性。尤其是非常时期，需非常之人、非常资源。日后北大清华之发展，也离不开主事者的现实资源。
　　民国时期许多自由主义文化人都为当局所不喜，但他们之所以仍然能够在右翼力量的压制之下生存、发展并屡有建树，其实这都与这批两栖人的庇佑分不开。
　　故此，南北大学的崛起和现代中国知识共同体的建立，不仅得力于专业知识分子（纯学院中人）的专业创造，也得力于这批两栖人物的入世精神和人格风范尤其是其现实资源。
　　
　　七、“南北问题”之后
　　
　　南北问题之发源与进展，表现是人才的南北流动、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南北大学互动；而其实质，乃是现代知识共同体之形成和生长的过程，是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是“学术现代化”的进程，也是中外知识共同体的互动过程。这一切，得力于留学生、尤其是庚款生。而这，不仅是一个教育史的命题，亦是一个学术史、思想史的问题。
　　经过1920年代中后期的复杂运作和演化，1930年代的中国知识界与“五四”时期的情势有了显著的差异。大学格局方面，打破了北大一家独大之势，形成了北大、清华、中大三足鼎立的格局，催生了多元化的学术格局。在学科层面，也实现了单纯的“文史之学”向多学科交错并立的现代学科体系的过渡。相应的在人脉格局上也打破了留日派教授的一统天下，欧美派教授迅速主流化，掌握了学院体制的主导权；尤其突出地体现为庚款生取代了原太炎门生等的核心位置；而自由主义思想亦占据主要地位；“专家”渐多，“通人”日少。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中国知识界已完成现代转型，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共同体，专业知识分子亦迅速主流化。这相对于1910年代的中国知识界，已有根本转向。而这一转向，恰恰是发生在1920年代。在1920年代中后期的短短几年内，中国知识界出现了两个人才涌动的高潮潜流，先是由北而南，继则由南而北。一个来回下来，南北各大名校先后崛起，出现了南北两个名校群，一度消沉的北大也趁此良机东山再起；内在头面人物，绝大部分都是庚款生。
　　上述转型，核心的内在理路是从“文史之学”向现代学术的转化；其相应表征主要有二：一是大学本身的办学理念、制度设计、系科建制、师资结构和课程安排等（有形）；二是学人与大学之间的具体关系（无形）。这也正是所谓从“章太炎”到“胡适”的历史嬗递”[50]。总体说来，作为旧派留日生的章，更多地属于旧派通人，史前期庚款生胡适则偏向于过渡性人物（同时亦是末代通人），其后的庚款生，才是严格意义上的新派学人（第一代专家）。大致说来，三者分别是“旧中开新”“新旧并重”，“以新为主”——与此相应的是，中国知识共同体之现代转型，则是始于北大、进于东大、成于清华。
　　1931年，庚款出身的蒋梦麟、胡适再度北上，履新于北大，清理了桐城派残部和太炎门生主力，大量延聘和重用新派名流尤其是欧美派教授；其校长、院长、系主任等各级领导基本变为清一色的留美生。自此，北大与中大、清华等后起大学一样，迅速完成了向“欧美派化”的转型，走出了长达三十多年的“草创时代”。赶巧的是，蒋、胡刚刚将留日派势力清理出北大，日军却已逼近北平（笔者对此已另文详论）。
　　故此，所谓“南北问题，实是一个异常复杂的政治文化问题。它所反映的，绝不止是“地缘和流派”间的对垒和分殊，而是近代中国文化之间多元共生和良性互动的有力明证，亦是民国师资能够自由流动的明证。正是这一优越的条件，使得民国的几代学者能够在最短时间内，集中最优资源，有重点、有秩序地通力合作振兴各个名校，短期内奠定中国现代学科体系，建成高水平的大学群，形成多元的有活力有包容性的知识共同体。然而，这一共同体终究未能经受抗战后长期纵深的政治变革和社会运动。它大致发端于民初，成型于战前，而终结于民末。由于国内外政治态势遽变，国内知识生态亦根本逆转，这一知识共同体因之瓦解，“南北问题”亦遽尔终结。原有布局和许多相应的传统，亦未赓续下去。
　　1937年，面对强敌入侵，身为学界领袖的胡适对翁文灏大发牢骚：“此时我所焦虑的是：兴学五十年，至今无一个权威政治学者，无一个大法官，无一个法理学家，无一个思想家。”[51]可时隔二十余年，已移步台岛的胡适却不无怀恋起来：“记得二十余年前，中日战事没有发生时，从北平到广东，从上海到成都，差不多有一百多所的公私立大学，当时每一个大学的师生都在埋头研究，假如没有日本的侵略，敢说我国在今日世界的学术境域中，一定占着一席重要的地位”[52]。此中意涵，堪可玩味。如此心态，绝非孤例，实有相当代表性。罗家伦、冯友兰等人也曾有此类言说。抗战前对现实极为不满，抗战后却转而怀念战前那“黄金般的日子”，也是历史演进中的又一吊诡（paradox）罢。[37]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第125页，[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留欧（含苏）者，当在2万以上，1906-1961年间，获博士学位者1920人，其中德国32人，法国581人，英国346人。参前揭王著，90页。
　　[38]曹云祥：《清华学校只过去现在即将来》，载《清华周刊》清华十周年纪念增刊，1926年3月。
　　[39]教育部编：《二十一年度全国高等教育统计》第9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作为强邻的日本，对南京国民政府治下中国大学的显著发展亦深表关切，参德田六郎：《支那教育の再建》，载《帝国教育》（东京）1934年9月号。
　　[40]可参Stacey Bieler ，Patriots or Traitors ?:A History of American-Educated Chinese Students, M.E. Sharpe， 2009。
　　[41] 如在1934年度，教员有7200余人（副教授以上3234人），曾留学者3856，占全数之53.52%，参教育部统计室编：《二十三年度全国高等教育统计》，[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责任编辑：nylw.net)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