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进程：草原制度习俗文化的传承与革新(4)

　　3.1.3 对草场传统管理方式和使用方式的调适
　　过去草牧场的使用是在全嘎查范围内集体集中管理，共同使用，由于按照农区“包产到户”经营承包责任制陆续推行草畜双承包制，草场和牲畜按户有人口均分到户，草牧场的管理转变为分户分散管理，共同使用权被分户使用权所取代。草场使用“责权利”相结合的制度改革，促进了草牧场的私有财产意识，在较大程度上提高了牧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草原畜牧业的发展。因而，牧民需要每年打草、修棚圈以及其他投入较高的生产设施建设，以抵御牧业生产所面临的自然风险，保持牧业再生产循环。同时，一方面，牧民用网围栏将自己的承包草原围封起来，以保证自家的草牧场生态不受其他人家的畜群的影响，从而实现自家畜群生产效益最大化；另一方面，由于“双权一制”的实施，家畜按户有人口均分到户，畜群规模变小，饲养方式变成小畜群小范围放牧；特别是80年代中期以后，家庭在草原畜牧业生产中主体地位的确定，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永久性棚圈、永久性住房等生产生活设施的建设得到加强，集体的多季节性的游牧方式被家庭季节性半定居放牧方取代。进入21世纪，畜牧业生产经营方式已经演变成为半定居放牧式的以下两种形式：一种是牲畜数量少（一般以牛为主），冬春季依靠棚圈定居饲养牲畜，夏季则利用天然草场流动放牧；另一种是牲畜数量多（一般以羊为主），冬春季依靠棚圈饲养部分羊或瘦弱患病牲畜，其他大群羊仍靠冬营牧场流动放牧，春季母畜进入棚圈产羔，夏季利用天然牧场流动放牧。
　　3.1.4 对物质生活方式的调适

       畜牧业生产方式对现代城镇化生产方式的调适，也随之悄然改变着巴音塔拉嘎查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积淀的巴尔虎蒙古族牧民的物质生活方式。游牧放牧劳动的减少和定居养殖方式的形成和增强，促进了以衣食住行为内容的基本物质生活方式的转变。比如蒙古袍的生产功能逐渐退化，只剩下穿着功能甚至礼仪功能；农产品和食品工业加工产品成为主要餐饮内容，粮食取代了肉食的主食地位，白酒、啤酒、色酒取代了奶酒（马奶酒、牛奶酒），就连传统的奶茶的制作也有了新的形式——锅茶； 永久性住宅取代了蒙古包，成为牧民主要居住方式；游牧民还学会了使用汽车、摩托车等现代化交通工具，迁徙方式、出行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化。
　　3.2 草原民族精神生产生活方式方面制度习俗文化对城镇化影响的调适
　　3.2.1 对自然崇拜精神哲学的调适
　　城镇化进程所带来的科技文化，揭示了自然现象和人类社会现象的本质和规律，自然神灵和祖先神灵的形而上学的真理性认识，退化为情感性的认识。自然神灵和祖先神灵从作为存在的最高形式的理性对象，退化为世俗生活的情感对象。人们仍然崇拜苍天大地，但是人们崇拜的不是它的神性，而只是崇拜它的无限的创造力。人们仍然崇拜祖先，但是，人们崇拜的不再是祖先灵魂的神通广大，而只是作为人伦道德感恩的对象、情感寄托的对象。
　　3.2.2 对策略性精神活动的调适
　　城镇化带来的科学技术，为人们解决生存问题提供了种种行之有效的手段，人们完全能够按照所掌握的自然规律处理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因此，萨满巫术在解决问题上的功能日益被其他科技手段所替代。除了在解决精神领域的疾患中萨满巫术的心理治疗作用尚能继续发挥作用外，生理性疾病的治疗已经成为现代医学可以轻松解决的问题。现代化的牧业基础设施的普及，提高了牧业生产抗拒自然灾害的水平，萨满巫术借助神灵庇佑畜群的作用也日益衰微。萨满活动仅仅作为一种朴素的祈福和感恩活动存在于人们日常生活中。
　　3.2.3 对精神生活的情感表达方式的调适
　　城镇化文明所带来的各种文化传播技术为传统的情感表达方式提供了新的形式，特别是电子、信息技术所形成的新的传播方式，使草原民族的娱乐性活动、祭祀和文学艺术获得了新的表现形式。特别是城镇化进程所推动的以寺庙建设为标志的定居式宗教的发展，祭敖包等类型的自然宗教活动逐渐同寺庙型创造宗教活动相结合。
　　3.3 草原民族社会交往方式方面制度习俗文化对城镇化影响的调适
　　3.3.1 对日常礼仪社会习俗的调适
　　城镇化进程的发展促进了新的社会结构的形成，进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交往方式也发生变化。城镇的形成和城镇二、三产业的发展，使草原文化区形成了两种类型的群体构成的社会结构：一种是城镇居民；第二种是牧区居民；或者一种是新职业者，第二种是传统职业者。城镇居民有城镇居民的交往方式，不同职业者有不同职业者的交往方式。同时，城镇化的结果还表现在两种社会组织形式和治理形式的并存，一是传统规范之下的礼俗社会，人们仍然承袭着传统的家庭、家族、氏族、部落关系，在这个范围内，传统的日常礼仪社会习俗仍然支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二是现代法律规范下的法制社会，社会被行政组织、经济组织、文化组织分割为不同的类型体，同时，一个组织内部又形成了不同于传统社会关系的层级关系，在这个范围内传统日常礼仪习俗文化的精髓——尊崇自然，遵守伦理，和谐共生的理念只剩下了抽象意义，而具体的形式则被组织规则、工作程序、法律规则，同事、上下级、师徒等各种新型规范和社会关系礼仪所取代。
　　3.3.2 对婚丧嫁娶社会习俗的调适
　　城镇化在草原文化区的推进，在文化上更多地表现为中原文明和工商业文明在草原文化区的扩张。因而，在婚丧嫁娶社会习俗上对于原住民的影响则表现在婚姻关系缔结的形式和婚礼、婚宴、婚服等诸多方面受到中原文化和现代城市文化的影响。甚至于传统婚礼的实用价值逐渐演变为观赏价值，成为一种适应外来社区成员旅游观赏的项目。如，巴尔虎婚礼，就已经不是一种简单的民间习俗，而成为一种旅游项目。
　　3.3.3 对节庆游艺社会习俗的调适
　　节庆游艺社会习俗同婚丧嫁娶社会习俗一样，从一种区域民族族群的自洽式的活动，演变为一种公众性活动。原来人们是自娱自乐，而现在则成为一种内外融合的社会性活动，甚至于成为招徕客人的必要形式。
　　3.3.4 对禁忌祭祀社会习俗的调适
　　城镇化在草原文化区的扩张，导致新的教育方式的普及和科学文化知识在草原民族中间的普及。对于人们传统禁忌和祭祀的心理基础产生影响，同时，由于生活方式的改变有些禁忌失去了客观基础，比如“禁用铁器或尖棍捅火，禁止往火里吐痰、泼水和倒污物”等习俗，因为现代城镇住宅的楼房化和餐饮取暖方式的现代化，已经没有了可以直接“捅火”、“吐痰”、“倒污物”的条件。当然，人们禁忌祭祀的社会习俗并没有因此消亡。 (责任编辑：论文发表网)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