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社会主义”的本质定位(2)

　　依据“生态社会主义”的视角，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它标志着以人和自然关系为中介的人和人在自然资源占有、分配和使用上的利益关系的危机。在某种意义上，所有制是控制物质资源的社会权力，因而是一切社会权力中最根本的权力。财产私有制则是把这一社会权力转变为个人权力的社会机制。因而在私有制社会中，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对物质财富的占有不仅是为了维持生计和满足消费需求的手段，而且是获取社会权力的最基本方式，这就不能不使个人对于物质资源和财富的占有拥有强烈的利己主义性质。当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把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实际地物化为商品交换关系之后，私有财产的权力也就膨胀为支配一切社会生活的权力。这使得人对物的占有生发出全面的社会意义——导致个体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成为驱动社会生活的普遍原则。而这种人与人之间在经济利益上产生的普遍对抗必然使自然界成为其牺牲品。因为，一旦人们把最大限度地获取物质财富作为唯一目的，经济上的相互角逐就必然会引起人们对自然资源的争夺，而商业利润的竞争也使人们难以考虑自身经济行为对自然环境的损害。这样，在市场经济中，每个经济主体的局部行为都是有意识、有目的、并由自身的意志所决定的自觉行为，但相互冲突的意志的交互作用却产生了盲目的“合力”，这种合力在增加社会财富的同时，也使人类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破坏性副作用日积月累，以致我们在享受现代文明的同时又陷入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事实上，随着这种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扩延至全球，造成了世界性的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广泛对立，而对自然界的掠夺，大都出于群体之间的特殊利益和私利的角逐，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相互竞争的私人利益、集团利益、地区利益和国家利益。更使我们痛心疾首的是，迄今为止，不管关注人类命运的人们在保护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主题上奏出何等壮烈的乐章，人与人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在利益上的相互冲突，却在不断地抵消着人们所做出的努力。利益的抗争使真正出于“人类利益”的种种考虑变得苍白无力。即使人们意识到了危机的深重，意识到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模式正在加剧危机的到来，但要说服那些被竞争搞得头昏脑胀的利益群体放弃工业模式所能创造的唾手可得的利益，自然是难上加难。这正如奥康纳所指出的：“依其本性而言，资本是拙于对事物的保护的，……对资源加以维护或保护，或者采取别的具体行动，以及耗费一定的财力来阻止那些糟糕的事情的发生(如果不加以阻止，这些事情是肯定要发生的)，这些工作是无利可图的。利润只存在于以较低的成本对或新或旧的产品进行扩产、积累以及市场开拓。”
　　
　　二、生态危机的本质：生态伦理问题抑或生存模式问题
　　
　　在生态危机的本质界定上，“生态中心主义”将其把握为人的生态伦理问题。在“生态中心主义”看来，既然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有其自身价值，那么，自然生态的整体价值就高于作为部分的人类价值。自然整体创造的价值满足了所有生物的生存需要，而自然界物质和能量的转化过程体现了各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与相互依赖的生态关系；也就是说，生态系统的每一个部分都为其他部分的存在创造条件和价值。例如，植物进行光合作用，为自然界提供了生物可以利用的所有能量，成为世界的生产者；动物通过食物链消化植物资源，成为世界的消费者；而微生物对动植物的腐烂部分进行分解，使之成为植物生长的营养物质。总之，生态系统是一个循环系统，每一个环节都为其下一个环节创造生存条件，即创造价值。在这个意义上，生态整体本身乃宇宙存在的最高目的与最高价值，生态整体的和谐、美丽与稳定构成“最高的善”。而人是作为生态共同体的普通公民、生命共同体的普通成员、生态系统的普通物种、生态链条上的一个普通环节、自然界的一部分而参与生态系统的；因此，生态整体不仅在逻辑上先于人而存在，而且还本质地规定了人的自然资格。据此，人类必须尊重“大地共同体”(整体生态系统)以及共同体的其他成员，这正如利奥波特所言：“土地伦理是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的面貌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一共同体中的平等的一员和公民，它暗含着对每个成员的尊重，也包括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重。人类之所以要尊重“大地共同体”，是因为大地共同体本身拥有最高的价值，伦理上的善恶只能以个体对共同体的贡献为准则，即个体的价值要在与整体的关系中得到评价：“当一个事物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当他走向反面时，它就是错误的。”然而遗憾的是，工业文明中的人类并不具备这种生态伦理，因为作为现代性思维基础的理性主义及奠基其上的科学技术，本质上便是反生态伦理的。这具体表现为，科学技术的实用功效在于“发明制造”，而“发明制造”的基本逻辑是：首先把自然界的整体联系“割碎”，从中选择部分有用的材料，再按照人的目的重新组装，最后形成一个自然界从来不存在的“人工物”。这个被人组装出来的“物”已经失去了同自然生态系统的内在关联，已经不是本来意义上的自然物，而是服从人的目的，与人的文化相关且受制于文化逻辑的“文化物”或“属人物”了。这种被人骄傲地称为精美之品的服务于人的人工物，在自然界中是从来没有过的，也不是按照自然逻辑自发产生的。有很多的科技产品，像杀虫剂、防

腐剂、洗涤剂、合成纤维、塑料等，在自然界中是很难分解的，它们在大自然中“是没有去处”的——难以参与生态系统物质循环过程——因而必然成为阻断自然物质循环过程的有害物——自然系统的垃圾。由此可见，理性主义与奠基其上的科学技术构成了生态危机的本质。于是，“生态中心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不谋而合，共同反对以理性主义为基础的科学技术。
　　“生态社会主义”对“生态中心主义”的这种观点并不认同。它认为：任何价值都是人类借助实践而自我建构的意义范畴，因此，决不存在脱离人类并高于人类的自然整体价值。事实上，人对自然的主体地位是人借助实践而自我建构的必然结果，是人的“自我”观念和自我意识赖以确立的绝对前提。离开了这一自我中心化结构，人的“我向性”就无法成立，从而人的自我意识的反省也就不可能。在这个意义上，人的自我中心化乃是马克思所谓人的“为我关系”得以建立的逻辑底据；只要人类仍然是以“人”的方式存在，就不可能消解人的自我中心化。事实上，“生态中心主义”将生态危机的本质把握为生态伦理问题，也并没有走出“人类中心主义”。因为所谓伦理，本义乃人伦之理，只属于人际关系；而“生态中心主义”将伦理原则泛化为整个生态系统普遍适用的价值尺度，这是一种“拟人化”的做法，即把属人的道德“移情”于非人存在之中的结果；而这种“移情”恰恰是一种典型的人的自我中心化的做法——把人的“自然”尺度外向投射到对象世界。事实上，理性主义及奠基其上的科学技术有其正面价值。特别是在某种意义上，当代人类已经无可规避地进入了大科学时代。这个时代的到来，既是多个世纪以来人类通过实践改造世界与自身文明的必然性结果，也是科学技术层叠累积与快速发展的时代性结晶。大科学表达着一种社会整体对科学技术的普遍认可和依赖：科技改造的不仅是自然与社会，还变革着人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思维方式与表达方式，总之，科技改变了人本身。人不仅享受着科技带来的物质成果与精神成果，同时依赖技术手段进行交往与交流，体会着技术所缔造的现代社会的种种便捷。对于现代人而言，科技已无法与日常生活剥离，科技的高速发展意味着现有生活的可靠性和未来生活的可能性；反之，科技的停滞则会带来人对生存的困惑和对前途的恐惧。一句话，我们必须面对一种科技化的生存。从更深的层面看，这种科技化的生存方式是必然的——科技具有无法阻挡的发展趋势。因为实践作为人的基本生活方式，本身就带有不断把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从而不断扩延属入世界的内在倾向。而实践能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物的尺度的满足情况。也就是说，实践的成果取决于实践主体对客观事物的属性和客观规律的把握，而科技恰恰就是达到这种把握的途径。事实上，即使是解决生态问题，我们今天也已经无法摆脱科技意志的纠缠。一方面，我们抱怨科技破坏了地球，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只能寄希望于新科技来改变这种现状。据此，“生态社会主义”尽管也对科技理性的异化展开批判，但并没有和“生态中心主义”一样，得出反科学的结论。他们认为，科技本身无对错可言，科技运用的后果取决于承载它的社会制度。因此，对技术理性的批判，并非对科技本身的批判，而是批判资本主义对科技的非理性运用及其带来的生态恶果；批判的目的是把科技从资本的控制之下解放出来，使之不再服从于人们的对于物质财富的非理性生产与消费，从而实现技术进步和人性发展的一致。 (责任编辑：论文发表网)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