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社会主义”的本质定位(3)

　　于是，“生态社会主义”根据自身逻辑提出：既然生态危机的成因乃资本主义制度，其实质就是当代人类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中的生存模式——生产与消费问题。工业文明的经济形式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主体是资本，其运行逻辑乃资本逻辑。资本逻辑是关于“物”的逻辑而非“人”的逻辑。它所关心的只是对物的占有，而人仅仅被看作是实现资本运行的手段——“人力资本”和“消费机器”。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最大利润的获得和资本的最快增殖，是资本逻辑的最高原则。因此，掠夺更多的自然资源和消费更多的商品就成为资本逻辑的两个基本支点。一般来说，无偿地占有和支配更多的自然资源是经济过程的逻辑起点，而更多的消费则是资本逻辑的逻辑终端，它们是获取最大利润的两个关键的、必要的环节。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已经不是通过经济增长来保证消费的满足，而是通过消费的扩张来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而当消费成为支撑“利益最大化”的逻辑手段之后，这种消费也就主要不再是满足需要的活动，而变成了对过剩产品的“消耗”和“毁灭”。人成为毁灭过剩产品的机器，因为只有“毁灭”了过剩产品，生产才能继续进行，经济才能继续增长，资本才能继续增殖。由此可见，工业文明的商品经济是以挥霍性消费为前提的。然而，从质底看，这种无限的生产和无限的消费其实不是一个自足的体系，它面临着“外部”自然的制约，有着外部“临界点”的限制。这就是说，生产与消费并非完全是自恰的，资源和环境始终构成它不可超越的外部制约条件。所以，当它高歌猛进于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大旗下时，那潜存的生态病灶就会发作出来，并最终导致危及人类生存根基的生态危机。这正如科尔曼所指出的：资本主义制度“高度重视谋利以及与此相随的效率、物欲、经济增长等价值观，并进而激发技术服务于这些价值观，甚至不惜毁损地球。
　　
　　三、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建构“生物圈平等主义”抑或实现“生态社会主义”
　　
　　人类应该如何解决生态危机问题?“生态中心主义”认为，既然生态危机的实质是人类生态伦理观的错位，因此，走出生态困境的正途应该是：克服错误的“人类中心主义”而建树正确的“生物圈平等主义”价值观。所谓“生物圈平等主义”，正如阿伦，奈斯所指出的：就是肯认“生存和繁荣的平等权利是一种直觉上清楚明白的价值公理。将其局限于人类，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偏见，对于人类自身的生物质量也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根据这一原则，人不过是生态系整体中的普通一员，不应该拥有其他存在物所没有的特权，人应该平等地对待生态共同体中的其他成员，以此维护生态系统的整体和谐。这样，人类就必须承认“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所谓“自然价值论”，是相对于人类主观价值论而言的，它强调人以外的生命及其自然也存在着不依赖于人的“内在价值”。事实上，“生态中心主义”者对“内在价值”的概念并无统一的认识，他们大致从如下三种意义上加以使用。其一，自然物不是作为相对于人的需要和目的的手段，而就是目的本身。其二，自然物具有不依赖于人的内在结构和属性，据此构成其自我生存与发展的内在价值。其三，自然物具有独立于人这个评价者的客观价值。也就是说，即使评价者不存在，自然物的客观属性也能够存在和得到说明。所谓“自然权利论”，主要是指，人之外的其他自然生物具有按照生态规律存在下去的权利；生存的权利、自主的权利和生态安 全的权利，是生物享有的三种主要权利。从中可见，“生态中心主义”的这类论述与后现代主义一样，不仅在内涵上具有含糊性，并且不是建立在严密论证基础上，而是诉诸直觉和体验。更有甚者，“生态中心主义”还认为，人类要贯彻“生物圈平等主义”，就必须停止借助科技力量来无限发展生产力以满足无限消费的工业文明，返回人服从自然的前现代生存方式。因为“生产力发展”与“科技发展”是破坏“生物圈平等主义”——否定“自然价值”和“自然权利”——的罪魁祸首。就生产力发展而言，工业文明的技术基础是“大机器”，这种机器生产所需要的主要能源是非再生能源(石油、煤炭等)，即机器生产是以燃烧石油和煤炭来产生主要动力的。这就造成了两个不可避免的后果：一是燃烧所排放的废气会改变大气的成分，温室气体的增加，造成地球的温室效应和一系列自然灾害，危及人类的生存；二是工业文明在很短的时间内几乎用完了地球亿万年的能量储备，而一旦这些能量储备不复存在，这种文明终将因失去能量供应而灭亡。由此可见，工业文明是一种不可持续的文明形态，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是它的两个不可避免的后果。而就科技发展而言，现代社会已经异化为一个技术统治的社会，科技作为“能制造出人类无限需要的消费品”的力量，决定着人与存在着的事物的关系：人类用“技术需要”的尺度把事物变成加工统治的单纯客体，一切东西都成为生产的物质，地球与环境变成单纯的原料。而当一切都被降格为单纯的物质材料时，事物的个别性、独立性、主体性便被消灭了，这就意味着世界的齐一性——技术使得世界井然有序，整个地球正在朝一个“人工园林”发展。据此可见，由于科技将一切事物和自然加以物质化、功能化、功利化和齐一性，剥夺了事物的真实性、丰富性和实体性，使事物成为单纯的可供计算的市场价值，从而也使事物不再能够成为汇集人性和沉思的容器。这样，科技制造了人与自然的主客二元对立，通过科技，人得以将自己的意志贯彻到事物和存在中，对一切东西作强迫性命令和统治，从而完全剥夺了“自然的价值”与“自然的权利”，使得“生物圈平等主义”荡然无存。
　　“生态社会主义”承认，“生态中心主义”的主张对于缓解生态危机具有某种作用，但其质底却是似是而非的。因为工业文明乃当代人类的主流生存模式，人类迄今尚未找到比它更好的新型文明，因此它必将继续存在并进一步发展。更为重要的是，“生态中心主义”的反科学技术、反经济增长的理论主张，实际上是以牺牲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为代价来维护生态平衡的，因此，这种反人道主义的做法难以付诸实践。事实上，人与自然的权利与价值关系应该是：作为人类存在的基本方式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一方面决定了人类必然要向自然环境提取自己生存和发展所需的东西，这是人类对自然应该享有的权利；另一方面也决定了人类应将排向自然环境的废弃物能够被生态系统中的分解者所分解，以被其他生物吸收和利用，这是人类必须为自然世界所承担的义务。也就是说，享受自然资源是人类的基本权利，而供养其他生命即保护自然环境是人类的基本义务。我们可以从“人类享有消费自然资源的权利”中推论出，自然承担着养育人类的义务；而从“人类拥有供养自然环境的义务”中推论出，自然享有被人类保护的权利。总之，人类享有消费自然资源的权利，就应该承担保护自然环境的义务；享有更多的自然资源，就应该承担更多的保护自然环境的义务，这才是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的公正秩序。 (责任编辑：论文发表网)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