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思想下的民族自治政策

       中图分类号：D9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5）01-0135-007
　　中国在历史演变进程中始终体现着一体性。在众多的中国古代政治法律传统中，大一统思想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而大一统思想下的民族自治更是能体现中国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脉络。大一统不仅是各朝代、各民族统治者共同的治国理念和政治追求，事实上也成为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常态和主流。
　　一、“大一统”思想的必然性
　　大一统思想意为天下诸侯皆统属于天子，“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统天下，令万物无不一一皆奉之以为始，故言大一统也。”[1]大一统思想包含的要素极为丰富，既包括地理意义上的国土统一，又包括政治意义上的国家集权，还包括时间意义上的江山永固。但大一统思想的核心是信仰和文化，要求人民统一于“华夏”，统一于“中国”。中国历代王朝选择大一统思想，并辅以政治体制建设及律法的颁布，有诸多因素决定的必然性。
　　（一）大一统思想的地理及经济因素
　　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认为：“法律应该同国家已建立或将要建立的政体的性质和原则有关系……和国家的自然状态有关系;和农、猎、牧各种人民的生活方式有关系。法律应该和政制所能容忍的自由程度有关系，和居民的宗教、性癖、财富、人口、贸易、风俗、习惯相适应。”[2]根据孟德斯鸠的观点，法律并非独立存在，而是受到自然地理及人文地理的影响。大一统思想的确立与中国独特的自然地理气候环境密不可分，也与地理环境决定的经济结构不无关系。
　　（1）中国属于灌溉治水农业。长江、黄河、淮河三条江河，既哺育了中华大地，又时时威胁着人们的生存。由于尧舜禹以来治水的需要，中华民族必须保持高度的集权统一，这是任何地方势力和个人所不能代替的。[3]卡尔·魏特夫认为：“在这类地区，只有当人们利用灌溉，必要时利用治水的办法来克服供水的不足和不调时，农业生产才能顺利地和有效地维持下去。这样的工程时刻需要大规模的协作，这样的协作反过来需要纪律、从属关系和强有力的领导。”[4]古代中国为了维护共同的灌溉等利益，需要较低成本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政府，并有效协调人力物力进行治水活动，实现“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5]目的。
　　（2）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多次周期性气候波动，气候的严重变化会影响草原生长及引起牲畜大量死亡，迫使北方部落南下。中国科学院的张志斌及其研究小组利用中国两千年间的历史记载对古气候资料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在长达约160年和320年的时间段里，战争、干旱、洪水、米价、蝗灾和气温之间往往存在关联。从公元950年到20世纪初，不时发生的低温导致内战次数增加。”[6]中原四周的少数民族各种重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活动，都是向着中原的方向，即黄河与长江中下游流域发展，客观上促进了少数民族的汉化和民族大融合，间接使中华法系兼收并蓄了丰富的少数民族法文化。
　　（3）中国古代疆域是一个半封闭的内向型区域。东部广袤的太平洋使得古人只得“望洋向若而叹”[7]，而西部横亘的诸多山脉虽然阻隔了中国与域外的交通，但同时也保证区域内各民族之间互相进行交往与融合。此外长江黄河平原毗连，交通便利，人口密集，使得这个区域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政府成本相对较低，有利于维系统一国家的共同体。尽管以汉族为代表的农耕文明与游牧民族文明时有冲突，但封闭的地理环境特点，决定着多元文明必须在发展中反复混合形成一体。所以随着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及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立政权，华夷之分日趋模糊，夷夏一体的观念深入人心，一统成为各民族的共同愿望。
　　（4）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大一统思想作为中国古代政权共有的政治法律意识，也具有经济上的必然性。宏观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认为，早期农业共同体国家的主要目的是组织共同的防卫、预防饥荒。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必然决定了中国的封建社会以中央集权的统一王朝为目标。[8]《吕氏春秋》有云：“所以一之也;国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执，所以抟之也。一则治，两则乱。”[9]中央集权的要求即是国家命令统一于中央，重要事务决定于中央。
　　（二）大一统的思想因素
　　大一统是道家、法家、儒家、墨家等各家学说追求的目标，儒家更是把大一统作为“一以贯之”的思想主张和政治理想。《诗经·小雅·北山》中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理想。《公羊传》隐公元年更是开宗明义地讲：“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并且《公羊传》还具有了更为开放的夷夏观，更加有利于大一统思想的传播。“戊辰，吴败顿、胡、沈、蔡、陈、许之师于鸡父。胡子髡、沈子楹灭，获陈夏啮。此偏战也，曷为以诈战之辞言之？不与夷狄之主中国也。然则曷为不使中国主之？中国也新夷狄也。”[10]对此何休《解诂》曰：“中国所以异乎夷狄者，以其能尊尊也。王室乱，莫肯救，君臣上下败坏，亦新有夷狄之行，故不使主之。”[11]当君臣上下已乱，虽有中国之名而实乃新夷狄之行为。倘若夷狄能匡扶王室而尊尊，自然也可以入主中国，使夷夏划分有了新的评判标准。儒家学说为大一统提供了思想基础[12]，家国一体、天下一家的政治组织与大一统思想相辅相成，形成了稳定的政治结构。自秦朝以来，在中国社会治理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这与西方中世纪政治分裂、王权式微的状况截然不同。西汉董仲舒更作了发挥和说明：“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13]董仲舒传最后，儒家学说还为宗法制度提供了管理成本最低的继承制度，有利于国家的延续和统治。若遭遇乱世，宗法制度被破坏以后，以宗法制度结成的家族就成了修复社会秩序的模版，可以让社会重新回归到统一的状态。

      二、“大一统”思想的民族性
　　（一）大一统思想是各民族的共同选择
　　大一统作为信仰和文化，则要求人民统一于“华夏”，统一于“中国”。尽管在中华文明之滥觞期，就依据地域、语言、礼仪文化之差别，有了夏、夷之分。但“华夏”并不是单一的民族集团，而是“集团中最重要的集团，所以此后它就成了我们中国全族的代表，把其他的两集团几乎全掩蔽下去。此部族中又分出两个大亚族，一个叫做炎帝，一个叫做黄帝”。[14]华夏族是多民族的复合体，历经虞、夏、商、周四代。虞殷代表了东夷集团，以鸟为图腾。夏周代表了夏族集团，以龙蛇为图腾。周代则是夷夏文明互相渗透并逐渐融合为一体的时期。孔子有云：“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15]论语·为政自司马迁的第一部正史《史记》肇始，历代正史均为四夷立传，盖因“天子有道，守在四夷”[16]。四夷乃是天子的臣民。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华夏文明是民族意识的升华，它是一种标准，一种水平，这标准水平用以衡量一统中国的各族，达标者为中国为华夏，落伍者为夷狄、为野蛮;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华夏。”[17]所以大一统要求一统于“华夏”，早已突破了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成为能激发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的回归力量。不管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以一统为己任。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也纷纷将自己的祖先追溯到黄帝、炎帝，希望巩固自身合法性，例如前秦政权的氐人苻坚自称“其先盖有扈（黄帝之后）之苗裔”[18]P2876;前燕政权的鲜卑人慕容自称“其先有熊氏（黄帝）之苗裔，世居北夷”[18]P2803;后秦政权的羌人姚氏则自称“其先有虞氏之苗裔”[18]P2959;大夏国的匈奴人赫连勃勃自称“朕大禹之后”[18]P3202。元朝修《辽史》时称，“辽本炎帝之后，按耶律俨称辽为轩辕后”[19]。少数民族君主以炎黄子孙自居，竞相追溯祖先于五帝，反映了大一统思想所包含的强烈的民族性。 (责任编辑：论文发表网)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