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思想下的民族自治政策(4)

　　（2）多元化调控手段
　　大一统思想不局限于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法制的建立，更体现于中央政府制定民族政策的层面。所以在中国古代民族秩序建设中，法律实则与政治、经济、宗教、习惯等多重手段共同起作用。
　　譬如在政治上，古代中国政府积极开展和亲外交。和亲的含义是指汉族封建皇室与周边少数民族首领之间、少数民族首领之间的具有一定目的的通婚联姻。较早的有确切记载的和亲始于周襄王，“初，周襄王欲伐郑，故娶戎狄女为后，与戎狄兵共伐郑。”[20]卷110·匈奴列传而真正将和亲作为一项政治制度则是从西汉开始，“（高祖）取家人子名为长公主，妻单于。使刘敬往结和亲约。”[20]卷99·刘敬叔孙通列传此后历经汉唐到明清，和亲的例子不绝于书。根据龚荫教授统计，约有136起。[32]和亲的目的各不相同，但是作为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政治手段，客观上起到了促进和亲双方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作用。和亲过程中汉族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被带到少数民族地区，贸易和互市的开展，使汉族与少数民族在经济交往中更为密切，促进了民族间友好关系的发展，巩固了多民族大一统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在唐朝，和亲更是作为怀柔羁縻的民族政策而使用。“先是唐朝继以公主下嫁，故回鹘世称中朝为舅，中朝每赐答诏亦曰外甥，五代之后皆因之。”[25]卷490·回鹘传而和亲公主带到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民族文化，在潜移默化中能达到以夏变夷的目的。
　　再如在宗教问题上，“夷夏之辩”在宗教上的集中冲突体现于佛道之争上。第一次大规模冲突以南齐顾欢作《夷夏论》而肇始。佛教被视为夷狄之教，甚至唐朝韩愈直斥：“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33]由于佛教作为外来宗教的身份，导致封建统治者多次以夷夏之辩的名义对其进行打击，更有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等灭佛。而到了清朝，为了稳定边疆的统治，中央政权更加重视以宗教方式妥善处理民族问题。乾隆皇帝与达赖、班禅的僧俗要员专门进行商议而制定《钦定二十九条章程》，以国家立法的方式确立了“金瓶挚签”制度，解决好宗教上的夷夏问题，又维护了中央的权威，并且体现出西藏隶属于中央政府管辖的事实，有效地维护了大一统。
　　从道德文化上来看，中国古代法律与道德混同，法律服务于文化道德而缺乏独立性。由于作为文化道德代表的儒家思想倡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15]论语·颜渊，“子欲居九夷”[15]论语·子罕，并不以歧视他族为特色，所以必然能兼容并蓄地接受他族的道德与文化。“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这种异族统治的经历并未削弱而是加强了儒家的思想传统，因为它把儒家思想放在普遍的而不是某地区或某种族的层面上……毫无疑问，这种认为孔孟之道放之四海皆准的思想意味着中国文化（生活方式）是比民族主义更为基本的东西。”[34]儒家思想内含的反民族主义与和平主义使得中央政府能以和平统一为前提承认“俗法”的适用性，而古代中国法律弱化的功能性使得中央政府更偏重于从形式上的行政管理来统辖少数民族地区，而非加诸以严格立法控制。在这种统治思想下，统一法律所能带来的经济利益被忽视，因俗而治的政治优势被摆在首位，华戎同轨和化外异制的二元民族法律观念成为当然之选。“历代在边疆地区的这种治理政策，在相当程度上排斥了在边疆地区贯彻中央法制的可能，其实质仅仅是一种行政管辖所必需的政治制度，而不是法律制度……这正说明中国古代法律偏重于礼仪和行政管理技术的特征。”[35]

     四、结束语
　　中国历代王朝选择大一统思想作为治国基础，并辅以政治体制建设及律法的颁布，是自然环境、政治经济及华夏文明与儒家思想因素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大一统成为中国古代王朝政治一贯遵循的目标，虽然其在历代王朝的更迭中，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无论汉族或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都十分重视解决民族问题。在此基础上，中央王朝以大一统思想和儒家夷夏观为指导，采用“因俗而治”、“分而治之”的民族自治政策，通过颁布专门法律，设立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管理机构，采用多元化调控手段治理少数民族聚集区及边疆地区，奠定了中国古代社会秩序中“一统与自治相结合的民族秩序”。
　　注释：
　　（1）根据《尚书·夏书·禹贡》记载：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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