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体制改革背景下的政企关系与企业家精神

       文章编号：2095-5960（2015）01-0066-11
　　;中图分类号：F123.15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十八届三中全会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由过去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定位转换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显然，这种提法的转变具有丰富的经济学含义。过去的“基础性作用”容易为地方政府不当干预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提供政策空间，而“决定性作用”这一提法，不仅有助于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还有助于减少政府的不当干预和过度管制。市场经济的本质是由市场决定资源的配置，不是由政府决定资源的配置，凡是能由市场进行资源配置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决定》中还提到，要“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所谓“大幅度减少”就是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卫兴华，2014）。[1]但这并不是否定政府的作用，政府的作用主要体现为在市场失灵领域有效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以及为企业提供公共服务上，而不是直接干涉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上述分析表明，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新一轮经济体制深化改革的核心问题。事实上，自1978年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央政府曾多次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向企业和市场下放各种经济权利，屡次借助政策调整来矫正政企关系，但时至今日各级政府仍掌握着过多的经济权力，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依然纠缠不清，某些地方政府甚至凌驾于市场之上过度干预企业经营，政府行为既存在越位、错位问题，也存在监管缺位问题。
　　更为严重的是，扭曲或不当的政企关系不仅导致了官员腐败制度化、寻租行为普遍化、利益关系固化、经济资源错配等问题，还挫伤了企业家创业和创新的积极性。在扭曲或不当的政企关系环境下，企业家的聪明才智不是用于发明新的产品和服务、开拓新的市场及创新组织制度，而是用于非生产性的寻租活动。这不仅造成了企业家人力资本的错误配置，还使一国丧失创造力。
　　在经济学界有不少学者对政企关系与企业家精神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研究。譬如，李志强等（2011）指出，政府职能转变是企业家自主创新的重要条件; [2]董昀（2012）基于体制转轨视角探讨了财政体制变革对政企关系扭曲效应的影响;[3]一项针对中国新生创业活动的动态跟踪调研报告（2012）发现，企业家在创业时需要向官员支付“打点费”才能通过行政审批，地方政府在行政管理环节存在“吃拿卡要”现象，这给新生创业者带来了额外的负担; [4]苗宏慧等（2013）对民营企业的调研发现，有547%民营企业家期望理想的政企关系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5]李后建（2013）的研究表明，地方官员腐败会抑制企业家的创新和创业行为;[6]高同彪（2014）研究发现，市场化进程对民企创业活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7]
　　针对政企关系影响企业家精神的问题，国外学者也展开了一系列有意义的研究。Reynolds等（1994）针对西欧发达国家新企业成长率的实证研究发现，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采取的促进企业家创业的培育型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Tan & Litschert（1994）及Mitchell et al.（2000）[10]学者分析了外部不确定性、制度环境、法律体系等因素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8][9]Chen（2006）从政策制定的视角分析了政府职能从宏观控制转向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对中小企业发展的影响;[11]Herrington et al.（2009）对南非企业家的调查发现，官僚机构的效率、适宜的税率及劳工管制政策均会影响企业家创业;[12]Devins（2009）对英国政府借助新劳工政策干预企业家创业行为的问题进行研究后发现，政府干预政策很难达到促进贫困地区企业家创业的目的。[13]
　　综上所述，已有的文献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方法研究了政企关系影响企业家创业行为及创新行为的机制、效应及经济后果。但已有研究并没有基于中国制度变迁的大背景系统地探讨扭曲的政企关系影响企业家精神发挥的内在机制及制度逻辑，也鲜有学者基于中国省级层面的数据测度中国当前的政企关系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程度，这就为本文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可能的方向。需要特别说明地是，限于篇幅，本文重点分析地方政府与民营企业之间的关系，并不讨论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而且本文中的政府特指各级地方政府，而非中央政府。无疑，在重新启动新一轮体制改革的现实背景下，本文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系统探讨政企关系影响企业家精神的内在微观机制及效应，这不仅对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要意义，还能为政府行政体制改革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线索，也能为激活中国企业家群体的创业与创新激情提供可操作的政策建议。
　　本文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丰富了前人的研究。第一，已有的研究详尽地探讨了政企关系的生成逻辑及经济后果，但却鲜有学者分析中国当前的政企关系影响企业家精神的制度逻辑，本文将从理论上阐释政企关系影响企业家精神的微观机制。第二，本文基于两套不同来源渠道的数据指标来衡量中国各地区政企关系扭曲化程度，这有效减轻了已有研究仅仅依据某一指标衡量政企关系所带来的片面性，从而保证了结论的稳健性。第三，不同于已有研究仅采用自我雇佣比率和专利数量衡量企业家精神，本文使用个体和私营企业总数量除以地区总人口作为企业家创业精神的衡量指标，这既丰富了企业家精神的衡量指标，也保证了结论的稳健性。第四，本文还考虑了政企关系与企业家精神之间的逆向因果性问题，运用面板数据联立方程组最大限度地控制单方程估计偏误问题，从而保障了统计推断的可靠性。

      本文后续章节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分析政企关系影响企业家精神的微观机制、渠道及其效应，第三部分为研究设计，第四部分为实证结果的估计和分析，第五部分为进一步探讨，最后是研究结论与启示。
　　二、理论阐释与假说提出
　　由于中国长期实施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各级政府掌握了大量的经济资源配置权，控制着大量的稀缺性生产要素。自1978年经济体制改革以来，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转型，尽管各级政府所掌握的资源配置权在不断地向市场下放，但中央政府及各级地方政府仍在经济建设中发挥了主导性作用，各级政府对市场的不当干预和过度管制始终存在。尽管中央很早就提出要从发展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但时至今日，企业是否真正是市场里的独立行为主体仍值得怀疑。在现实中，政府依然过多地干预企业行为，甚至直接干涉和插足企业的具体经营事宜;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扭曲，政府行为错位、越位及缺位现象非常普遍。也就是说，政府在不应该插手的领域却承担了过多的角色，而在那些市场失灵的领域却没能真正发挥作用。尤其是地方政府与其辖区内的企业之间的关系更是扭曲、“紧密”。简言之，由于地方政府仍然掌握着关系经济发展的关键性要素，如配套资金、土地审批、政府补贴、税收减免、劳动力政策等，地方政府对其辖区内企业具有较强的影响力。企业的行为内生于制度环境，是既定经济环境下的理性选择，制度环境能够改变企业从事某一行业的收益，从而影响企业的动机和决策偏好，促使很多企业通过与地方政府建立更紧密的政治联系来达到寻租的目的。另外，中国社会历来具有关系本位的文化传统，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历来都甚为密切（梅伟霞，2013）。[14]不仅如此，中国绝大部分地方政府将其与辖区内的企业之间的关系简单归为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政企关系类似于交警与司机的关系，并且，对企业的管理更多地停留在行政审批、收取税费、摊派、集资上，甚至逢年过节还向企业索要“赞助费”。这对创业初期资金原本就紧张的企业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对扭曲化政企关系的体现及其对企业家精神发挥的影响作出归纳如下： (责任编辑：论文发表网)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