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体制改革背景下的政企关系与企业家精神(2)

　　首先，扭曲的政企关系往往体现在行政审批制度的不合理及过度泛滥上。尽管国务院最近十余年取消和清理了近3000项的行政审批项目，但当前的行政审批制度仍然阻滞了企业家精神的发挥。企业家在创办新企业时仍面临着较多的行政审批事项，并且，部分审批事项程序繁琐、时限冗长，在行政审批中经常遭遇多头审批、随意性审批、审批层级过多等问题。这不仅增加了企业家的创业成本、延缓了新企业的成立步伐，还导致一部分企业家借助寻租活动来加快审批速度，致使权力滥用、权钱交易、官商勾结等腐败现象时有发生。基于中国的调研资料也确实表明，政府过多的行政审批程序不仅引致了过度管制问题，还抑制了企业家创业精神的有效发挥。[4][5]
　　其次，扭曲的政企关系还体现为地方政府对经济的过度管制和不当干预。在当前政治集权的框架下，以经济绩效为主的官员考核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了地方官员发展地方经济的干劲，强化了其控制属地资源的动机。在这样的激励机制下，地方官在拥有了更多资源和权力支配权限后就有可能出于自身的利益诉求而将部分资源和权力投入到“攫取之手”的活动中（陈抗等，2002）。[15]经验研究也表明，在财政分权的制度背景下，地方政府为了在政绩竞争中胜出必然有动力通过其控制的各种资源扶持一些能“立竿见影”的政绩工程项目，如建筑业、房地产业、基础设施投资等（陈刚等，2009）。[16]上述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不仅激励了地方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还导致了地方官员腐败问题的频繁发生（周黎安、陶婧，2009）。[17]进言之，在地方官非仁慈的假设下，作为理性人的地方官首先会考虑个人利益最大化，再加上当前并不完善的司法体制，“以权谋私”的攫取现象也就难以杜绝了（陈振明等，2009）。[18]正如吴敬琏（2007）教授所言，行政权力对社会资源的垄断以及对市场经济活动的干预是产生攫取行为的基础。 [19]在上述体制背景下，地方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官员腐败行为一方面改变了企业家的预期，增加了企业家寻租行为，拉近了地方官与地方企业的“距离”，另一方面还会影响企业家对市场的判断，扰乱企业家的投资方向与创业时机的选择。
　　另外，不当的政企关系还会使企业家的行为发生扭曲。在缺乏第三方有效监督的前提条件下，业已进入垄断行业的在位企业可能通过游说权力当局设置更为严格的进入门槛，想方设法地阻止潜在企业的进入。并且，在财政分权的制度背景下，地方政府的代理人——地方官员可能会出于增加税收收入、政绩工程、在职消费等动机，选择与在位企业合谋。与地方政府合谋的企业会借助地方政府之手提高行业进入门槛，甚至还会因此而形成地方保护主义。这不仅会改变企业家的创业预期，还会提高行业垄断程度进而导致市场分割。进言之，扭曲的政企关系不仅会阻碍企业家才能的有效发挥，还会导致企业家人力资本才能的错配，使企业家行为从生产性活动转向非生产性活动。在政企关系环境不利于创业的情境下，这些具备企业家精神的人有两种选择——选择政企合谋或者从事缺乏稳定预期的私人创业活动。就第一种选择而言，由于企业家无法预期与地方政府的合谋所带来的利益能否长期持续，这不仅无法充分激励企业家默会知识及专有人力资本的充分发挥，还会导致企业家的个人努力不是用于市场开拓和产品创新，而是用于非生产性甚至破坏性的寻租活动上。但并非所有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都能如愿实现与地方政府的合谋，那些没能成功与地方权力合谋的企业家即使是从事私人创业活动，其行为也缺乏长久性，创新动机不足，长此以往，这将造成一个国家或地区创新动力衰竭、经济发展缺乏活力。并且，在企业家创业及创新成果得不到强有力的产权保护的情况下，声誉机制有效发挥作用的条件也将遭到破坏。于是，市场失灵将长期存在。
　　最后，外部宏观经济环境的区域差异可能会使政企关系影响企业家精神的效应发生变化。譬如，在市场化改革更彻底、更深入的地区，地方政府掌握的生产要素资源较少，对市场的干预手段是间接性的，因此，在这些地区政企关系的扭曲程度比较低，这可能有利于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反之，在市场化进程低的地区，扭曲的政企关系对企业家精神的抑制作用比较明显。作为转型国家的中国，各地区虽具有同样的法律制度和执法体系，但各地区的法律制度效率却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陈德球等，2013）。[20]在那些法律制度效率较高的地区，政企合谋的成本可能会更高，被上级发现的概率也较高，故地方官“攫取之手”对企业家创业精神的抑制作用可能会较弱;反之，在执法效率较低的地区，地方官对企业的不当干预行为及非法攫取行为可能会更猖狂，进而对企业家创业预期的抑制作用更显著。不同地区国有企业在地区产值中的占比并不一样，由于国有企业在人、财、物上与各级地方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那些国有经济占比越高的地区，地方政府更容易干预国有企业而不是民营企业，因而对民营企业家创业的抑制作用可能更弱一些;相反，在国有经济占比低的地区，民营经济对于地方政府具有重要意义，可能更易受地方行政权力的干预，因而不利于企业家精神的发挥。

        综上所述，企业家精神能否有效发挥依赖于政企关系的和谐程度，和谐的政企关系有利于企业家才能的发挥，扭曲的政企关系会抑制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并且，外部宏观环境会影响政企关系对企业家精神的作用效果。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1：地区政企关系越扭曲，对企业家精神的抑制作用越明显。
　　假说2：地方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程度越高，越不利于企业家精神的发挥。
　　假说3：市场化进程、法律制度效率、国有经济等外部宏观环境会影响政企关系对企业家精神的作用效果。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为了检验上文假说，本文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chyit=β0+β1gov_enit+∑jβj×Xit+ui+ut+εit（1）
　　式中，因变量chyit表示第i地区第t期的企业家精神;根据李宏彬等（2009）、董昀（2012）、李后建（2013）等学者的前期研究[21][3][6]，本文除了采用自我雇佣比率（chy_p）与专利数量（IE）衡量企业家精神外，还将使用创业总量（chy）、民企创业量（chy1）及个体创业量（chy2）衡量企业家精神。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企业家精神的重要体现是企业家的创业精神，因而可使用民营和个体企业的数量来刻画企业家精神中的创业精神。核心解释变量gov_enit表示第i地区第t期的政企关系。本文采用樊纲等（2011）编著的《中国市场化指数》一书中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gov_en）指标和政府对企业的干预（gov_en1）指标衡量地区政企关系状况。[22]在稳健性检验部分，本文运用王小鲁等（2013）编著的《中国分省企业经营环境指数2013年报告》中的政府管理、不必要的干预、官员廉洁度等指标进行稳健性测试。[23]另外，依据李后建（2013）等学者关于影响企业精神决定因素的前期研究[6][24]，本文选取实际人均产出（GDP）、国有经济（soe）、开放程度（trade）、总人口（pop_n）、基础设施（lnroad）、产业结构（struc）等变量构成控制变量集Xit。为控制不可观察的地区特征因素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在上述计量模型中均加入了地区固定效应μi。由于企业精神的发挥还受宏观经济走势、国家政策等随时间发生变化的因素的影响，在估计模型（1）时，还考虑了时间效应ut，εit为残差项。在本文中若无特殊说明，所有模型均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相关变量的详细界定见表1。 (责任编辑：论文发表网)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