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体制改革背景下的政企关系与企业家精神(3)

　　（二）数据来源与说明
　　本文基于中国1997—2011年省级层面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其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gov_en）、政府对企业的干预（gov_en1）、法律制度效率（law）等指标来源于樊纲等（2011）编著的《中国市场化指数（2011）》，并且，这3个变量的时间范围均为1997—2009年。①①值得强调的是，由于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政企关系指数来自于《中国市场化指数（2011）》，但该书最新版数据仅更新到2009年，最早的数据起始于1997年，到目前尚未发现有更新的数据。限于此，本文无法将数据更新到2013年，但这已经是本文可以获取的最长时间段了。鉴于衡量政企关系的变量随着时间的变化较小，为了与其他变量的时间范围保持一致，本文假设2012年各地区政企关系变量的程度与2011年相同，将时间限定至2011年。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上述衡量政企关系的指标越大，表示政企关系越和谐、扭曲程度越小。为了便于解释，本文特地用（-1）乘上上述用来衡量政企关系的7个指标，指标取值越大，表示政企关系的扭曲程度越严重。其他变量的原始数据取自《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各年《中国统计年鉴》、各省统计年鉴及《中国检察年鉴》，其他变量的时间范围为1997—2011年。地区进出口总额的原始数据单位为美元，通过各年中间汇率进行相应换算。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分析
　　表2列出了3个衡量企业家精神的指标及2个用来衡量政企关系指标之间的spearman相关系数矩阵。从表2可发现，3个衡量企业家精神的指标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大于057，并且在5%水平上显著。这说明，这3个指标包括了部分相同的信息量，用它们来衡量企业家精神有可能会得出类似的结论。2个政企关系指标均与企业家精神变量在5%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这初步表明，扭曲的政企关系与企业家精神负相关。
　　（二）基准回归分析
　　表3列出了政企关系对企业家精神进行回归的估计结果。在列1—列3中，用创业总量（chy）衡量企业家精神。在列1中发现政企关系变量的估计系数为-00014，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初步表明，扭曲的政企关系抑制了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在列2中又进一步控制了国有经济（soe）、开放程度（trade）、总人口（pop_n）、基础设施（lnroad）、产业结构（struc）等变量，结果发现，政企关系变量的估计系数为-00009，但仍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若政企关系变量的扭曲程度每提高1个标准差，则企业家创业量将减少014个标准差。或者说，若政企关系变量的扭曲程度每增加10%，则企业家创业量将减少14%，故扭曲的政企关系对企业家精神的抑制作用是比较明显的。上述分析表明，假说1是初步成立的。
　　在列3中，使用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程度（gov_en1）来衡量政企关系时发现，政府对市场干预程度越大，对企业家精神的抑制作用就越强，这初步验证了假说2。
　　政企关系可能对不同类型的创业产生迥异的影响。比如，政企关系的扭曲可能对民营企业创业的影响较大;个体户创业形式比较简单、灵活，可能对政企关系的扭曲程度不是很敏感。因此，为了能够客观地评判政企关系对民营企业家和个体户企业家的不同影响，本文在表3的列4—列7中列出了相应的估计结果。从列4和列6的估计结果发现，扭曲的政企关系均抑制了民营企业家和个体户企业家的创业，且对民营企业家创业的影响更显著。从列5和列7的估计结果则发现，地方政府的干预程度均抑制了民营企业家和个体户企业家的创业，但对个体户企业家的影响更显著。不过，上述分析并未推翻假说1和假说2。

       （三）稳健性讨论
　　为了确保本文的研究结论并不是由于关键变量的衡量问题而导致的，本文还进行了各种稳健性测试。首先，本研究分别采用自我雇佣比率（chy_p）与专利数量（IE）衡量企业家精神，结果发现假说1和假说2具有稳健性，不会因被解释变量的衡量问题而发生变化。此外，本研究还采用王小鲁等（2013）衡量各地区政企关系状况的指标来衡量政企关系，结果发现假说1和假说2仍成立。
　　五、进一步探讨
　　（一）制度环境、政企关系与企业家精神
　　为了检验外部宏观环境是否会影响政企关系与企业家精神的关系，本节采用市场化进程（market）、法律制度效率（law）、国有经济占比（soe）等变量衡量外部宏观环境，并进行分组回归。表4中列出了相应的估计结果。
　　首先，依据市场化进程（market）将所有地区划分为高市场化进程的地区和低市场化进程的地区①①若某地区某年的市场化进程大于所有地区市场化进程的平均值，则将该地区划分到高市场化进程的地区，否则划分到低市场化进程的地区。因此，依据上述分组方法，某地区上一年若进入高市场化地区，其下一年则不一定能持续进入高市场化地区，即在时序上不一定具有连续性。其他分组方法与此类似，不再赘述。，然后基于方程（1）进行分组检验，估计结果见表4中的列1和列2。列1中反映政企关系变量的估计系数为负值但不显著，列2中反映政企关系变量的估计系数为负值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与高市场化进程的地区相比，扭曲的政企关系在市场化进程低的地区对企业家精神具有抑制作用。其次，在列3和列4中依据地区法律制度效率水平进行分组检验，结果发现，与法律制度效率高的地区相比，扭曲的政企关系在法律制度效率低的地区对企业家精神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再次，在列5和列6中依据地区国有经济占比进行分组检验，结果发现，与国有经济占比高的地区相比，扭曲的政企关系在国有经济占比低的地区对企业家精神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②②当使用政企关系和企业家精神的其他衡量指数时，仍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总之，上述结果表明，外部宏观环境会影响政企关系对企业家精神的作用效果，从而验证了假说3。
　　此外，表5列出了基于政企关系变量与外部宏观环境变量的交乘项进行估计的计量结果。在列（1）中，政企关系变量（gov_en）与市场化进程（market）的交乘项（gov×mar）的估计系数为00002，且在5%的
　　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与市场化进程较高的地区相比，扭曲的政企关系在市场化进程较低的地区对企业家精神的抑制作用更大。这与表4中列（1）和列（2）分组检验的结果相一致。在列（2）中，政企关系变量（gov_en）与法律制度效率（law）的交乘项（gov×law）的估计系数为00003，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与法律制度效率高的地区相比，扭曲的政企关系在法律制度效率低的地区对企业家精神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在列（3）中，政企关系变量（gov_en）与国有经济占比（soe）交乘项（gov×soe）的估计系数为00026，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与国有经济占比高的地区相比，扭曲的政企关系在国有经济占比低的地区对企业家精神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总之，不论是分组估计抑或基于交乘项的估计均表明，市场化进程、法律制度效率、国有经济等外部制度环境变量影响了扭曲化政企关系对企业家精神的抑制作用。 (责任编辑：论文发表网)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