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诗语言探索的典范之作(5)

　　闻一多有两首诗都用一位普通劳动者车夫的口吻写成，这就是《天安门》和《飞毛腿》。我们先来读《飞毛腿》：我说飞毛腿那小子也真够别扭，管包是拉了半天车得半天歇着，一天少了说也得二三两白干儿，醉醺醺的一死儿拉着人谈天儿。他妈的谁能陪着那个小子混呢?“天为啥是蓝的?”没事他该问你。还吹他妈什么箫，你瞧那副神儿，窝着件破棉袄。老婆的，也没准儿，再瞧他擦着那车上的俩大灯罢，擦着擦着问你曹操有多少人马。成天儿车灯把且擦且不完啦，／我说：“飞毛腿你怎不擦擦脸啦?”可是飞毛腿的车擦得真够亮的，许是得擦到和他那心地一样的!嘻!那天河里漂着飞毛腿的尸首，……飞毛腿那老婆死得太不是时候。叙述者“我”是一位与“飞毛腿”熟识的同行。“飞毛腿”在拉车中是出类拔萃的，但又“真够别扭”，即“拉了半天得半天歇着”。这是一个并不满足普通劳动生活，富有幻想的精神追求的青年。但结果却是“河里漂着飞毛腿的尸首”——精神追求无法实现，连相依为命的妻子也失去，在无忧无虑的外表下隐藏着一颗多么凄凉的心。诗中的飞毛腿的形象、心理和人生故事都通过另一位车夫诉说，显得真切生动，富有真实感。这种角色诉说使诗具备客观化的特质，体现着中国新诗对西方诗学“非个人化”的追求，体现着中国新诗土白人诗的实绩。与闻一多同时代的饶孟侃，针对那时有人不相信土白在新诗里有充分发展的可能性说：“我不但相信土白入诗的可能，而且相信土白诗在新诗里并要占一个重要位置。”。并认为：“在新诗当中要算士白诗最难做，也即是因为一切都得作者自己去创造，去搜求，绝对不能假借描写来掩饰；所以要是一个作家能够用土白把诗写好，我们就可断定他是个真诗人，因为能写好土白诗，别的体裁当然更是不成问题。”饶孟侃认为写土白诗成功的是徐志摩和闻一多。就《飞毛腿》来说，土白人诗切合车夫的口吻，“真够别扭”、“管包是”、“一死儿”、“他妈的”、“还吹他妈什么箫”、“你瞧那副神儿”、“也没准的”，“成天儿”、“太不是时候”等穿插其间，读来真能感受到北京平民的语气、神情和调子。《天安门》同样用车夫口吻写出，但其更高妙处是采用了客观描写和心理分析方式的戏剧独白体，其特点是诗由戏剧角色而非作者在特定情形里独白，独白人向另一虚构人物交谈并形成呼应，但另一人物不能讲话成为“无言听话人”，人们只能从独白人物“我”的话中才能感觉到“无言听话人”的存在。《天安门》的独白者是车夫，而听话人则是乘车人，整个戏剧情节是车夫哆嗦地赶路，然后对乘车人诉说发生在天安门前的血的屠杀以及自我感受；他越说越怕，走着走着瞧不见道，想到“赶明儿北京满城都是鬼”。饶孟侃对这诗评价很高，认为“除了倒数第二句稍为弱一点，通体上差不多是一气呵成的，而且用北京土白来写北京车夫的口吻，尤其是恰合这首诗的身份。这首诗的音节，在节拍上虽没有绝对的方式可寻，但是大致可以说是由四个拍子(或音尺)组成的；在韵脚上也很仔细。”《天安门》和《飞毛腿》是新诗史上难得的客观抒情诗和土白诉说诗。
　　闻一多《故乡》则是戏剧对白诗，全诗都是家乡人与回乡者的对话，前问后答，展开情节。而《“你指着太阳起誓”》则是虚构的独白人与另一“无言听话人”间的对话。这是西方典型的戏剧对白体，它看似与戏剧独白诗相似，但戏剧对白诗侧重的是独白人的答辩内容，而不是独白者的性格特征。《“你指着太阳起誓”》采用倾诉式就爱情问题展开论辩，表明了对白者关于爱情的现实与理想、爱的现在与将来、爱与死的关系的思考。这类诗同样具有客观抒情诗和角色倾诉诗的特征，体现了闻一多创作新的审美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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