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泥古而拘今，唯变法以图强(3)

     ⑶影响教化与选拨人才的“变法”
　　1、《管子》书中，《权修·第三》篇里“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我苟种之，如神用之，举事如神，唯王之门。”此段用比较的修辞手法突出教化民众的重要性，通过教育培养得到人才，是称王于天下的唯一途径。
　　2、秦国相商鞅在《定分》篇中言“天子，置三法官；殿中，置一法官；御史，置一法官及吏；丞相，置一法官。诸侯、郡、县皆各为置一法官及吏，皆此秦一法官。……吏民知法令者，皆问法官。故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吏明知民知法令也。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也。遇民不修法，则问法官，法官即以法之罪告之，民即以法官之言正告之吏。吏知其如此，故吏不敢以非法遇见民，民又不敢犯法。…故知诈贤能者皆作而为善，皆务自治奉公。民愚则易治也，此所生于法明白易知而必行。……置法官，置主法之吏，以为天下师，令万民无陷于险危。…故明主因治而终治之，故天下大治也。”商鞅通过“法官”制度教化百姓遵纪守法，使得秦国政令通达、地方的权利很好的集中于中央政权、以农养战继而增强国力的战略目的可以有条不紊的实现。韩非子进一步发挥了商鞅的这种“法治”思想“……故明主用其力，不听其言；赏其功，必禁无用；故民尽死力以从其上。……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13}”把民众的言行统一用法律规范，民力就可以合一，以杀敌作战为荣，以国家的意志为主导建立起超过以往的大功业。
　　秦国相李斯在《谏逐客书》里从客卿的角度讲了擢选人才的重要，要不限地域、看其归附之心、卓越之才、也不能故意疏远“贤士”来取士，此文中，李斯所举事例充分、翔实；修辞上排比、对照，文势磅礴，“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李斯凭此陈情，说服了秦王嬴政，取消了逐客令，留下客卿从而重用客卿的目的。
　　三、历史评价与现实意义
　　西汉史官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司马谈看到了法家思想都和其余学说一样都是以治理好国家为目的，看到了法家明确等级或名分的作用，却忽略了在战乱频发的春秋、战国年代，“乱世用重典”、变法以图强的根本目标。没有看到法律的出现、法制的形成对于社会维系与发展的关键作用。
　　现代哲学家牟宗三先生肯定了在政治上，法家“配合春秋战国时代政治社会之要而完成由‘废封建，立郡县’到‘君主专制’的政体。{14}士不再是家臣凭知识才能在社会上得到一客观的地位，元首不再纠缠于贵族的家庭而成为一国的元首。{15}”在经济上，“废除井田制就是要增加土地，开辟更多耕地，增加生产。{16}”这是法家在历史中的功绩，无可辩驳的。然而，愚对牟先生言“李斯又提出‘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这就是法家的罪恶。……‘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就造成了极端的专制，在此之下没有教育，也不能有教育。{17}”持有异议，‘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是出自韩非子的《五蠹》篇{18}，结合此句上下文来看意谓“现在韩国的民众只会空谈耕作，而不下地劳作；空谈打仗，而不上战场；从事智力活动的人远远超过体力劳动的人，那么，为国出力的人就减少了，法治就遭到了破坏，这就是社会动乱的原因”韩非子是针对上述实际情况而提出“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是要引导民众上下一心，为国效力。从这一角度来说，对“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在秦国随后兼并六国的天下大一统过程中具有的思想教化意义，对于奠定中央集权的统一王朝具备的法治理论基础。
　　法家思想从春秋初期发展到秦国统一天下后，最大的缺憾在于其抑制商业，限制了经济发展造成激化区域贫富差距，引发矛盾扩大的恶果；其二，着重于法律的严惩，错误的认为“重刑少赏，上爱民，民死上。多赏轻刑，上不爱民，民不死赏。”，所谓“把加重刑罚看作爱护民”；“行罚，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的“重惩轻罪”的刑律，加剧了刚刚被秦国吞并的其余六国对此种“严刑峻法”的抵触情绪，人民群众推翻“ 暴政”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第三，国家是社会的组成部分，是社会发展的必要工具，而有时候，国家与社会的发展步调并不一致，法家仅追求国家的利益最大化，从这一意义上说，法家的思想是落伍的。
　　各法家思想家的思想在今天看来，尽管有些观点已经脱离了时代，然而在“群雄并起”的春秋、战国时期，或是后续汉、隋、唐等帝国，“法”、“势”、“术”被各皇朝统治者用到了炉火纯青之境，成为中国几千年“官场权谋”的重要组成部分。
　　法家思想中“苟利国家，生死与之”的不畏强权、勇于献身的精神；商鞅“不法古，不修今”的变法求新精神；韩非子的“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的求变精神；慎子的“故治国无其法则乱，守法而不变则衰。有法而行私，谓之不法。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变法者，君长也。”阐明了春秋、战国时代法家的本质：能够制定法律的国主，根据世情、政治形势变动的规律改变法律条文，百姓在国家强力部门的监管下遵守法律。慎子的“弃道术，舍度量，以一人之识识天下，谁子之识能足焉？”之问，直至今日，它们都闪耀着进步的思想之光，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 (责任编辑：论文发表网)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