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我国质量学术研究的现状与进展(6)

      4.空气质量成为环境质量研究的重点 

　　学者主要从空气质量的角度研究环境质量，对空气质量的研究主要着力于区域空气质量的改善。李健军具体分析了PM25的污染问题，认为有关PM25的污染问题，同时也是区域性复合大气污染问题，PM25显著影响我国东部和中部城市群的环境空气质量，特别是在人口密集的超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影响尤其突出，形成大范围区域尺度影响规模。韩文科认为我国空气质量日益恶化的主要原因在于城市化发展质量严重滞后，表现为城市经济结构和能源结构长期不合理、机动车排放控制不力、大气污染防治措施不到位以及城市周边区域发展严重不平衡。下一步我国必须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能源结构等措施大幅度提高城市能源的清洁化率。陈潇君则认为煤炭消费总量大、地区分布不均衡、消费结构不合理及技术水平低等因素，造成了严重的大气污染问题，为了改善城市及区域的空气质量，需要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的革命。支付意愿是公众改善环境之意愿的最直接体现，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可以具体了解公众对于改善长期空气质量的支付意愿。咸会琛和曹怀术分别以青岛和北京的公众为研究对象，调查了当地居民对空气质量改善的支付意愿。咸会琛对青岛市居民的空气质量意识和对空气质量改善的支付意愿的调查显示，空气质量意识对是否愿意支付的影响最大，而收入水平对支付数额的影响最大，居民目前对改善空气质量的总支付意愿为每年1184亿元，并且随着收入水平和空气质量意识的提高会不断增加。曹怀术则通过对北京市公众（大学生群体）进行问卷调查的数据显示，为了在20年内北京市空气质量良级天数（API<100）达到90%以上，公众的支付意愿为未来5年47元/人/月，支付意愿随时间的贴现率大约为3.8%。
三、质量研究取得的进展
（一）宏观质量研究取得一系列原创性成果
在宏观质量研究领域，学者提出了我国的质量国情，质量强国的治理模型，质量强国的战略框架，质量强国战略的若干重大问题，政府标准和团体标准的共治，宏观质量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原创性成果。
程虹在《人民日报》理论版头条发表的《加快建设质量强国》，提出我国的质量国情：一是独特的“大国质量”。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在质量上具有显著的差异性，这既表现为不同地区的差异，又表现为不同收入人群的差异。二是过渡的“转型期质量”。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但市场竞争机制尚不完善，还不能真正做到优胜劣汰，甚至在一些产品领域存在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三是复杂的“大数据质量”。政府对于质量风险的管理，离不开质量信息数据的搜集与处理。政府要有效管理质量安全，就须及时获取监管渠道的产品质量数据、消费者的反馈数据以及企业和质量第三方服务机构的质量数据。
程虹在《宏观质量研究》上发表的《质量强国战略若干重大问题研究》，提出了质量强国的战略框架，并依据这一战略框架，重点研究了影响质量强国战略实施的10个方面的重大问题。质量强国的10大重大问题是：质量是我国实现强国目标的重要推动力，我国当前面临的战略环境迫切需要推进质量强国，国民收入和企业质量能力提升是质量强国的核心目标与重点内容，优质优价的市场机制是国家强大的制度基础，产品比较试验是实现强国目标的重要手段，质量大数据是国家的重要战略资源，团体标准激发国家强大的创新活力，质量服务业是提升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产业，质量诚信体系是国家强大的软实力基础，强大的国家必须拥有强大的质量治理能力。基于以上10个重大问题的分析，得出质量强国战略框架的实现模型。质量强国战略实现模型，构建了质量与强国之间的逻辑关系，那就是确定了质量是要实现人均收入持续增长的强国目标，还明确了企业质量能力的提升是支撑这一目标的核心。确立了市场是实现质量强国目标和核心的根本路径，要建立起实现优质优价的市场机制，从而激励企业成为不断供应高质量产品的质量主体，让消费者通过比较试验的方法，从需求端引导企业提升质量能力，并通过减少企业和消费者的质量信息不对称，建立起强国重要资源的质量大数据。模型提出了质量强国战略得以实现的两大手段，以社会性的团体标准激发质量的创新活力，以质量服务产业提升强国重要基础的制造业转型升级。模型设计了支撑路径和手段的制度安排，既包括质量诚信体系的软制度，也包括质量治理体系的硬制度。这一模型是对质量强国战略的结构化抽象，也是对质量如何支撑强国的实现方法的表达，使得质量与强国成为一个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完整系统。
程虹在《宏观质量研究》上发表的《利益一致性的标准理论框架与体制创新——“联盟标准”的案例研究》，基于“联盟标准”的案例，研究我国现行标准体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利益一致性的标准理论框架与创新路径。联盟标准是由某一产业中的成员，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所制定的标准，反映了成员的内在利益，适应了行业和技术的变化，因而能得到较好的执行。我国现行标准体制的根本问题是制定者与使用者在利益上缺乏高度的一致性，存在强制与自愿、稳定与变动、制定和执行的利益冲突。
（二）共同治理在质量研究中已达成共识
学者在质量强国治理模式、政府标准和团体标准共治、质量监管等方面提出利用共同治理提升质量。
程虹在《加快建设质量强国》中提出，面对“大国”与“转型”叠加的现实国情，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必须继续深化改革，创新质量治理模式。质量治理模式包括：以市场机制落实企业的主体责任；建立综合性与专业性相结合的质量监管机构；发挥社会组织在质量治理中的作用；构建政府主导的多方参与治理模式。
程虹的《利益一致性的标准理论框架与体制创新——“联盟标准”的案例研究》，建议改革我国现行标准体制，建立由政府标准和团体标准（包括联盟标准）共同构成的国家标准体系，实现政府标准制定主体与社会标准制定主体的共建、政府标准与团体标准的共治、标准基础性功能与创新性功能的共享。

　　廖丽认为，加强中国消费者权利保护，应重点加强食品和药品领域的安全权保护，建立“小额诉讼制度”完善“惩罚性赔偿制度”，创设“消费公益诉讼制度”，加强消费者维权知识的教育力度，促进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社会化发展。熊伟等明确政府质量奖对企业的作用，以及作用途径和程度。罗英指出应强调公民的参与权与共享权，以共享促共治，促进社会管理的规范化与法治化，并通过质量“共享”形成质量“善治”，将质量公共服务纳入国家公共服务体系中，完善质量公共服务职能的履行，提高质量安全监管的效果，促进宏观质量管理整体水平的提高；重点提高质量安全法治服务和质量救济服务的供给水平；以政府为主导，充分调动多元主体的积极性，形成“合作式”质量公共服务供给机制。范锐敏指出，应通过电视媒介和公众网络等多样化形式拓宽宣传渠道，采取多种质量教育方式增强消费者组织的质量公共教育社会监督职能，变革消费者组织与政府质量部门的合作方式，大力构建便民的质量侵权纠纷救济机制。王小龙认为通过建立举报制度、公众参与制度、强化违法者法律责任和尝试风险效益评估等方法，解决评估主体缺乏独立性和公正性、非传统食品安全风险增多等问题。崔焕金等提出要重视混合治理合约，创设稳健制度环境并激励缔结多元混合合约是扭转私人治理低效的基本政策取向。宋同飞指出，政府作为现代社会政治生活和公共生活的最大参与者，作为公共权力的拥有者，一方面，要在食品安全领域担负公共利益责任、监管责任与引导责任，另一方面，要积极处理食品安全责任中的责任冲突。王冀宁等建立了消费者和食品企业之间的演化博弈模型，得出消费者参与监督会影响食品安全问题解决的结论，并借助模型分析了他们各自的均衡策略。刘亚平以食品安全为例，梳理英国自工业革命以来在现代监管国家建构过程中的主要挑战及其改革，指出产业利益与消费者利益的分离、决策与执行的分离、风险评估与风险管理的分离、强调公众的参与，是现代监管国家建构中必须回应的四大主要挑战。朱立龙等揭示了政府质量监管部门与生产企业建立质量管理体系监管博弈的内部运行机理。为实践中政府如何有效进行质量监管以及生产企业如何有效提高产品质量水平提出了建议，并为该监管博弈模型在实践中的具体应用指明了方向。李酣指出，需要根据不同的消费者特征因素，采用对应的政策和手段，帮助消费者树立质量安全责任科学和理性的判断，尤其是需要在高等教育的本科阶段、女性消费者群体和在政府、事业单位中工作的消费者进行质量安全责任的宣传和教育，才更有助于扭转消费者对于政府质量安全责任的错误认知，构建良好的质量安全治理的社会环境。(责任编辑：论文发表网)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