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方文学中的宗教情结(3)

　　
　　2，在表现手法上经历了简笔画、工笔画到象征化三阶段
　　艺术形象的雕塑离不开表现技巧的进步，17世纪之前欧洲文学对文学形象的描摹一直处在简笔画阶段。因此我们在《十日谈》中看到的亚伯度神父的外貌是“身强力壮的漂亮男子，两条腿长得那么结实。”然后是巧口利舌、善流眼泪，最后用说假话骗了莉赛达，除此，再看不出有什么性格特征。还有第八天第二个故事中的教士，作者干脆既没有写此人形貌，也没有写此人嗜好，甚至连姓名也没有，但是他还是干了诱奸妇女的勾当。在这些简笔画中，人物性格不是作家专注的焦点，作家的全部心绪都倾注在他编排的故事情节中。人物仅是连缀情节的纽带，对他们形象的勾画只用粗糙线条即可。简笔画勾勒出来的是一个个平扁的艺术轮廓。
　　18、19世纪以来，现实主义小说的出现大大推进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鼎新。作家不再为写故事而写人，而是为写人而写故事。人物性格的刻画受到空前重视，作家写人写事都严格摹仿自然。尤其对人物形象的锻造已到了精雕细刻的地步。在《九三年》中，雨果又用他犀利的笔为我们雕琢了西穆尔登神父这幅英雄画像。我们既看到了他热爱人民。憎恨封建的优秀品质，同时也看到了他单枪匹马，独赴战场的英雄气概，更看到了他刚直不阿，铁石心肠的性格。当他下令处死自己心爱的学生——郭文司令官时，自己也拨枪自杀。西穆尔登神父的形象跃然纸上。我们不得不折服雨果的精确描绘和匠心独运的工笔画像艺术。
　　踏入20世纪的西方文学是以创作技法的多元化而彪炳于世。典型性格已不再是作家着力经营的文本单元，人物形象经常是作家寄寓独特审美意蕴的载体，这一表现手法在以教士为主人公的作品中也得到了映现。在《权力与荣誉》一书中，我们看到情节是围绕着象征宗教势力的神父和象征政治权力的警官双方展开的。作品已不在意两个人物性格的刻画，而是倾其全力来表现两种力量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并以讽喻的话语昭示人们，强权可以把一个人从肉体上消灭，但却无法消除宗教的巨大精神影响力。人物形象在这里已成为一个意象的表征，一个艺术话语系统的代码。其性格的具象真实性已不是作家所追求的目标了。戈尔丁的《塔尖》一书本身就是建构在寓言上的象征话语系统，乔斯林教长出于对上帝的崇拜和上帝的荣耀所驱使，决意要在中世纪的大教堂上加修塔尖。“在他的下意识中，那已经与他的自我等同起来，不可分割的圣塔尖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生殖器，向太空无限伸延，欲与一女神交欢”。(147)可是塔尖最后在所有反对者的口诽腹议中轰然倒地。它暗示了魔鬼的必然结局。从中我们也看出，戈尔丁赋予乔斯林教长这样一个寓意模式：乔斯林——塔尖一魔鬼。这里乔斯林教长身上所蕴涵的意象已不是典型所能达到的了，象征手法的运用，使得人物形象之上呈现出特有的美学意蕴。
　　综上所述，基督教文化在西方始终处在被崇奉和被抨击的两难境地中，这一尴尬境遇在政治、哲学、文化、文学艺术诸领域都得到了反映，教士与宗教题材文学的创作，实质上就是文学领域对基督教文化的认同与排斥、领受与阻拒、尊崇与贬抑的缩微表现。正是这种不竭的激情，使得西方文学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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