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脉.史论与学术含量

读《资治通鉴介绍》，首先要看清书中所贯穿的“学脉”，这就是司马光《资治通鉴》——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陈垣《通鉴胡注表微》。这条“学脉”反映了三个不同的历史时代，也是我们深入理解这三部书的撰述宗旨的关键。
　　北宋士人有一种突出的忧患意识，王安石变法是这种忧患意识在政治上的反映，司马光撰《资治通鉴》是这种忧患意识在史学上的反映。司马光说他撰《资治通鉴》是“专取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史事入书，以及他“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的期望，集中反映了《资治通鉴》一书的撰述宗旨。关于这一点，柴先生在本书第四章中“史料的选择问题”这一部分，论之甚详，是本书中极重要的部分。
　　胡三省是宋元之际的学人，于宋亡后注《资治通鉴》，其功甚伟，至今读《资治通鉴》者仍不可不读胡注。读胡注，一是帮助理解文字上的不明之处，一是探究胡注的思想内涵，前者反映胡三省的学识，后者反映胡三省的气节。关于这一点，柴先生在本书的第六章“胡三省的注”中有很好的分析，读者可予以关注。
　　陈垣先生著《通鉴胡注表微》一书，时在1944－1945年，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抗日战争时期。陈垣先生著此书，以讲求考据为形式，以抒发思想为底蕴，反映出了他的深厚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崇高的民族气节。柴先生在本书第九章“《通鉴胡注表微》浅论”中，对此有深刻的论述。柴先生对‘《胡注表微》分开四点来说”，这四点都很重要，尤其是第一点“陈先生能了解胡三省”最为重要。我以为，只有读懂了这一点，才能真正认识《通鉴胡注表微》一书的真谛和它的作者的高尚人格。正如1950年初陈垣在致友人书所说：九·一八以前，为同学讲嘉定钱氏之学。九·一八以后，世变日亟，乃改顾史《日知录》，注意事功，以为经世之学在是矣。北京沦陷后，北方士气萎靡，乃讲全谢山之学以振之。谢山排斥敌人，激发故国思想。所有《辑覆》、《佛考》、《诤记》、《道考》、《表微》等，皆此时作品，以为振国之道止此矣。所著已刊者数十万言。言道，言僧，言史，言考据，皆托词，其实斥汉奸，斥日寇，责当政耳(陈垣：《致席启駉》，《陈垣全集》第23册，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37页)。
　　这封信深刻地反映出了一位严谨的历史考证学者，是如何在自己的学术著作中寄托民族情感和“报国之道”的。
　　柴先生评价陈垣先生“是思想、学问、生活打成一片的，不是徒发空论的”(见本书页59)，是很中肯的评价。因此，读懂了这一章，才贯通了《资治通鉴介绍》全书的“学脉”。
　　其次，读《资治通鉴介绍》，要关注本书第四章中所讲“《通鉴》的‘论’”，文字虽不多，但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研究司马光作《通鉴》的思想，“那是要读《通鉴》的‘论’的”(见本书页35)。究竟怎样评价《通鉴》的“论”和司马光作《通鉴》的思想，读者和研究者可以作出自己的判断，但柴先生指出这个问题的重要，是不可忽视的。
　　第三，读《资治通鉴介绍》，要发掘其中的学术含量。本书虽是一部据讲课记录整理而成的著作，表述平实不带有通常学术著作惯有的那种“学术味儿”，但它的学术含量却是十分丰富的，这渗透在本书的每一个标目之中.反映了作者对《资治通鉴》研究的深厚功力。如本书第三章讲‘《通鉴》的史料”，柴先生引用了多种说法，可供研究者参考。又如上文讲到“《通鉴》的‘论’”，柴先生列举了《通鉴》引用他人之论有84篇，其作者从荀子到欧阳修近30人，一一列出姓名，等等，对研读《资治通鉴》的朋友来说，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其他一些相类似的问题，30年前刘乃和先生在本书初版“前言”中作了很好的阐述，这里就不再赘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