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工农业生产展览会述评(2)

作者:许红霞 更新时间:2010-11-05 09:26 点击:
【论文发表关健词】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工农业生产;展览会
【职称论文摘要】
二 在革命战争年代,陕甘宁边区的物质条件是异常艰苦的,但是边区政府依然举办了20余次工农业生产展览会。这一方面是当时政治、军事斗争之所必需,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都极为重视经济建设,把经济建设


  二
  
  在革命战争年代,陕甘宁边区的物质条件是异常艰苦的,但是边区政府依然举办了20余次工农业生产展览会。这一方面是当时政治、军事斗争之所必需,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都极为重视经济建设,把经济建设看作是巩固解放区、坚持长期革命斗争的物质基础。如陕甘宁边区曾举办过4届大型展览会(1938年、1939年、1943年、1944年),其中的统计资料非常清楚地刻画出了边区生产发展的轮廓。仅以农业为例:粮食产量,1944年与1936年相比,由103万石增至200万石,实现了自给有余;棉花产量,从1940年到1944年增长了10几倍,棉田由1.5万亩增加到30万亩,产量达到了300万石。畜牧业方面,以1943年与1938年相比,羊由76万只增至203万只,牛由lO万头增至22万头,驴由7万头增至16万头。这些数字有力地说明了边区军民响应中共中央“一边战斗,一边生产”的号召,克服困难,艰苦生产,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陕甘宁边区的工农业生产展览会对边区人民生活改善的实际情况也有所反映。此前到过边区的人都知道,边区人民在兵灾、匪患煎熬下所过的饥寒交迫的生活。但到了1939年,经过边区政府的有效治理,情况已大不相同,部分中农以至个别贫农均上升为富农,大部贫农已升为中农。当时的边区主席高岗亲自调查过安塞四区三乡东营村、西营村及二乡石茆村3个村的人民生活状况:西营村于1937年只有75人,耕地面积492亩,收粮73.5石;1939年则增至84人,耕地面积966亩,收粮150.5石。东营村1937年只有41人,耕地354亩,收粮54石;1939年则达到50人,耕地726亩,收粮116石。石茆村1937年共有55人,耕地354亩,收粮45.2石;1939年则达到64人,耕地465亩,收粮93石。安塞四区3个村每年粮食收获的增加,足以证明边区人民群众的生活已得到普遍的改进。同时根据延安南区第一乡的报告,一名叫张达万的贫农,家有6口,共2人劳动,种地30余垧,收粮20余石,但当交纳租税、公粮、利息后所余不过5、6石,因此家中经常不得一饱;但到了1939年,他自己已经有地60垧,骡子两头、马1匹、羊近80只,基本变成了小康之家。在1943年的边区生产展览会中,曾有一张图表描绘了7年前与1943年农户成份的变化比较情况:1936年延安县柳林区四乡有雇农14户共42人,贫农48户共108人,中农44户共231人,而1943年该区四乡仅有雇农1户共4人,贫农15户64人,中农竞达94户之多,共有430人,富农亦增至15户共85人。这种状况非常生动地表现了陕甘宁边区人民掌握政权以来农村经济的发展。
  展览会还非常形象地展示了边区生产运动中劳动力组织工作的成绩。1943年的边区生产展览会上有幅孟庆成扎工队的故事连环画,、它以很生动的人物活动描写参加扎工队的好处:孟庆成扎工队本来计划开荒144亩,结果因为大家集体劳动,生产积极性高,对庄稼照应得好,不仅工资劳力节省,而且超过计划完成了278亩。该村有个叫王骡子的二流子不肯参加扎工队,1942年种麦5垧,收4.5石,1943年只收了2石,计划开10亩荒,但是他一个人开荒不起劲,结果1亩也没开成。这幅连环画把分散劳动与集体劳动的好坏对比描写得十分明确有趣。另有一张图表以3个典型乡的材料来比较集体与个体开荒的效率。同宜耀一区二乡参加集体劳动的有110人,参加个体劳动的有334人,集体开荒达全乡土地70%,而个体开荒只占30%。延安川口区六乡83人参加变工队,开荒占全乡土地48%,个体700人开荒占全乡土地52%。安塞四区三乡变工队,集体劳动者177人,开荒占50%,个体劳动者529人开荒亦只占50%。总的来看,1944年全边区原有劳动力共33.876万人,参加集体劳动者达8.011万人之多,占全部劳动力四分之一,这种集体劳动运动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最主要特色之一。不仅如此,生产运动的巨流还把成百成千的二流子也卷进来了,这给边区生产劳动队伍增加了一个很大的力量,而且还出现了转变后的二流子当上劳动英雄的先进事迹。[9]
  陕甘宁边区经济的发展,使边区财政供给有了稳固的基础。如以1940年为例,边区财政收入中外援尚占56%,但从1941年开始,由于国民党实行封锁,停发八路军饷弹,边区财政即完全由自己来解决了。1944年度之财政收入,经过公粮、税收取之于民者不及半数,其中大部份是由党政军人员生产自给的。边区农民的公粮负担,平均不到其收入的9%。在当时全国范围内看,边区人民的负担要算最轻的了。这和国民党当局只向人民伸手而不去发展人民经济的情况完全相反[10]。而由于边区经济发展的结果,边区金融已趋向稳定。成立于1941年的边区银行为了发展边区经济、流通金融,巩固边区坚持抗战的经济基础,边区发行了单行本位币——边币。几年间,边币的发行不仅在发展贸易、便利交换中起了它应有的作用,同时更直接扶植了边区经济的发展。根据边区银行的统计,1941~1944年间,经过银行发行的各种贷款近26亿元,其中农业贷款多达1.3亿元,边区机关学校生产贷款6.06亿元,工业贷款6.8亿元,贸易贷款10.8亿元,合作社贷款0.86亿元。这笔贷款的效果是很明显的:即为边区创造了数倍于这笔数字的财富,并为其后边币的发行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边币威信在边区人民中间得到了巩固与提高。
  以上工农业生产展览会的材料非常清楚地表明了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的发展概况。正如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1940年第二届农工业展览会上的演讲词中所说,边区工农业生产展览会已经成了“测量边区在经济建设上的成绩的尺度”;参展的展览品表明“边区逐渐克服了抗战时期中所能遇到的经济困难,说明了边区的经济建设已奠定了基础,证实了边区人民的生活确比以前更加改善”,同时也体现出边区政府已经正确地认识了“改善人民生活与支持长期抗战不可分离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坚持抗战,推动全国经济建设的发展。[1I]
  陕甘宁边区的工农业生产展览会对解放区生产事业的如实描绘,实际上即是边区军民革命斗争史的一个缩影。它是在革命战争的环境里举办的,除了具有很大的临时性和流动性的一般特点外,其创办的物质条件是异常困难和艰苦的。展览会的展览场所除利用民众教育馆外,大多是在政府的礼堂、学校的课堂、机关的窑洞或临时搭起的席棚里布置展览。还有的则是利用庙会、骡马大会的时机,组织流动展览。更大的困难还在于边区的生产技术非常落后,资本缺乏,民气未开,加以抗战中敌人的封锁和汉奸顽固分子的挑拨和破坏等,都给展览会的顺利举办带来了困难。但是,如果细细梳理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举办的多次工农业生产展览会的历史,也会从中发现三大有利条件:一是陕甘宁边区有很丰富的有用的天然资源,可为陕甘宁边区的工农业生(责任编辑:nylw.net)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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