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学者论历史撰述中的“心术”与“公议”

一、明人论作史之难:问题的提出
　　对历史撰述之难的探讨,往往能促进人们对历史撰述的各方面条件的思考。唐代史家刘知幾提出的“史才三长”论,即是对这一史学难题的一种回答。明代学人对作史之难有一些归纳,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明代学者中对这一问题论述较早的是生活在明代中前期的叶盛(公元1420—1474年)。叶盛历仕正统至成化四朝,久居言官之职而勇于进谏,史称“有古大臣风”[1](卷177,《叶盛传》)。他曾指出当时的史官对一些有价值的史事、文献未予以记录和整理,批评他们没有尽到责任①。正是看到史官有失职之处,他在留心军政的同时也很重视撰述,其笔记《水东日记》记录了明代前期的典故且考证翔实②,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对历史撰述之难,他的看法是:
　　以上提到的这五个方面的原因,其论点分别出自欧阳修、曾巩和朱熹的论述,可见叶盛此论受宋人影响之大。叶盛所总结的遗漏、避讳、拘于著令、偏私不公和史官职才不足五个方面,似可概括为“五难”。除这五个方面以外,明代有的学者还尝试从修史的具体操作上来探讨作史之难的原因。
　　明万历年间,曾有一次较大规模的修史活动,取得一些成绩,但随着主要负责人陈于陛的去世而“史亦竟罢”,最终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时任史官的陈懿典亲身经历了这次未获成功的官修活动,因而对修史之难特别是信史之难有较深的感触。他说道:
　　由此可见,陈懿典认为修史的三个难处在于:一是史料的驳杂且详略不一;二是若史识不足则在撰述史书时对史料的取舍和编排无从下手;三是由于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史家对时人的褒贬难以把握。在第三点上,陈懿典还特别指出对于本朝历史的撰述史家即便能够“勇于笔而健于舌”,也难以“皆直达无婉转”[3](卷首,陈懿典《两朝从信录序》)。因而史家只有具备“持平所衷”的品质,才能撰写出令人信服的史书。
　　无论 “偏私不公”,还是“持平所衷”,都包含着史家与撰述历史之间的某种关系,而这常常是作史中的困难之处。从叶盛、陈懿典二人的论述,我们可以从正反两个方面看到其中包含的互相有关联的问题:一是历史撰述者能否做到客观无私,这是史家修养中的品德问题;二是史书记载能否公正平允,这是史书记载的公正性问题。明代学人在这两个问题上都有一些认识,以下分别加以论述。
　　二、论史家“心术”:对史家品德与历史撰述的认识
　　上文叶盛、陈懿典二人虽然将史家品德与作史之难联系起来,不过他们的归纳都比较具体。明代学者文徵明(公元1470—1559年)的论述,则把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嘉靖己亥,吴郡重刊《唐书》成”[4](卷17,《重刻旧唐书叙》),而此次重刻的《唐书》即是《旧唐书》,刊刻者请文徵明为之作叙。在明代史学史上,这篇叙文较早地对两《唐书》有所论述,其对二者的比较及评价颇有可观之处。文徵明认为大概是因为“五代抢攘,文气卑弱”,因而《旧唐书》显得有些“纪次无法,详略失中,不足传远”;然而《新唐书》也常受到后人的批评,并不能取代《旧唐书》[4](卷17,《重刻旧唐书叙》)。两《唐书》虽各有佳处,但其不足也比较明显,由此文徵明感到了撰史之难,并分析了其中的原因。他说:
　　这一段文字把“作史之难”的原因分为三点,一是“心术”,二是“词理”,三是“识见”。在这三点里,文徵明把“心术”的邪正作为历史撰述之难的首要因素提了出来,并把史家的品德明确为“心术”。循着这一论述我们发现,在明代,史家“心术”这一观念并非只有文徵明提到,而可以说是明人的一种共识。
　　谈到史家的“心术”,我们会很自然地联想到清代学者章学诚的论断。他说:“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5](《史德》)章学诚对“著书者之心术”的解释是:“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述者之心术矣。” [5](《史德》)章学诚是在他的史学理论体系中来谈史家“心术”的,其认识也较前代史家深刻得多。不过,将历史撰述与“心术”联系在一起来论述的,在章学诚和文徵明以前已经有人说到了。就目前来看,对此问题谈论较早且有一定影响的学者,当属元代史家揭傒斯。据《元史》记载:
　　文中所说的“丞相”,即是元史的监修脱脱。将这番对话放在元修宋、辽、金三史的背景下来考察,是值得注意的。揭傒斯认为史官需要有三方面的条件,即有学问、会写文章和心术正,而其中心术之正又是最重要的。他明确地把史家品德与历史撰述联系起来,并且用“心术”二字加以概括,这在中国古代关于史家修养认识的发展中,特别是在史家品德的认识方面是一种进步。
　　揭傒斯之后,明代学者继续对史家“心术”这一问题进行探讨。杨士奇(公元1366—1444年)早年“以史才荐”,其后多年担任内阁辅臣,参与主持、修纂了成祖、仁宗和宣宗三部实录[1](卷148,《杨士奇传》)。据曾与杨士奇同修《宣宗实录》的王直(公元1379—1462年)的记载:“三朝史事皆公(指杨士奇——引者注)总裁,是是非非悉征诸实。每与同列曰:‘天下万世之事,当以天下万世之心处之,苟出于私意,无论厚薄,皆当获罪神明。’”[7](卷12,《杨士奇传录》)杨士奇的上述言论是否直接受揭傒斯的影响,我们还看不出来,但是他对史家之“心”的重视,却和揭傒斯有相似之处。
　　叶盛对揭、杨二人的观点很赞赏,他说:“揭文安公尝论史官不当专尚史才,必以心术为本。而杨文贞公亦云:‘天下万世之事,当以天下万世之心处之,苟出于私意,无论厚薄,皆当获罪神明。’然则修史者,又必有揭、杨之心之才而后可。”[2](卷24,《史官以心术为本》)可见,叶盛认为后世史家要“以心术为本”,具备“揭、杨之心”,才能撰写出可信的史书来。
　　丘濬在《大学衍义补》中论及史官沿革时,谈到史官之选若非“如刘知幾所谓兼才、学、识三者之长,曾巩所谓明足以周万事之理,道足以适天下之用,智足以知难知之意,文足以发难显之情”这样的人才,则“不足以称是任也”。然而,在丘濬看来,刘知幾与曾巩所论的这些史家修养并不是最根本的。他说:“若推其本,必得如元揭徯斯所谓有学问文章,知史事,而心术正者,然后用之,则文质相称、本末兼该,而足以为一代之良史矣。”[8](卷7)丘濬眼中的“良史”,是以“心术”为本,同时具备学问和文章等多条件的“文质相称、本末兼该”的人才。丘濬的这一论断被史家陆深称为当时的“名言”[9](卷26,《史通会要下》丛篇七)。 (责任编辑：nylw.net)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