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学者论历史撰述中的“心术”与“公议”(4)

　　四、结语
　　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到,明代学者从探讨作史之难出发,重视史家的品德,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史家“心术”,丰富其在史学上的内涵;同时还强调史学之“公议”,认为史书有“明公议”的社会功用,史家有“持公议”的社会责任。这些论述的学术意义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把“心术”与“公议”运用至史学批评中,增加了史学批评的概念,丰富了史学批评的内容。史家“心术”的邪正,直接影响到史书的可信程度,而史书的可信度又是史书为社会所接受的前提。只有“心术”正的史家才能撰写出可信的史书,只有可信度高的史书才能为人们所承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心术”是史家立足的根本,明代学者认识到了这一点,并加以反复讨论,成为了他们史学评论中的一个常用的概念。从学术发展上来说,章学诚提出的“史德”说,正是对明人史家“心术”说的继承和发扬。此外,明代学者认为史书有承载“公议”的功能,“公议”既包含了当时众人的议论,也包含后人的议论。在史学批评中引入“公议”的概念,一方面凸显了史学的社会作用,另一方面引起了人们对史学社会价值的思考。“公议”成为了中国古代学者对史学社会作用认识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后的清代史家也常用“公议”来进行相关的史学评论。
　　其次,加深了对史学功用的认识。明人对“心术”与“公议”的不断论述,反映出他们对史学功用的重视。在明人看来,“公议”可以被看做一种权力,它能够对社会产生某种约束作用。他们认为史书具有“明公议”的功能,也就是说史书对于包括帝王在内的所有人都有某种限制,尽管这种限制并不是强制的。这是因为事件、人物一旦作为史书记录下来,则不仅对当代有影响,还影响到后世。正因如此,人们不得不考虑到史书的这种软性的权力,考虑自己需不需要对历史负责。史书的这种约束作用,与中国古代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等强烈的历史自觉意识是分不开的。明代学者还强调, “明公议”这一软性的约束力是掌握在史学家手中的。他们认为史家具有“持公议”的社会责任,这一方面道出了史家要勇于肩负社会责任,另一方面也暗示了史家拥有“持公议”的权力。而无论是史书的“明公议”,还是史家的“持公议”,其前提都是史书的可信,史书的可信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史家的“心术”的公正。因而明人所论的“心术”与“公议”在实现史书功用上是统一的,他们把这二者结合起来,使得人们对史书功用的认识加深了一步。
　　要之,明人对历史撰述中的“心术”与“公议”的论述,即对两个概念的阐释和运用,反映出他们对史家所肩负的社会责任和史书所具有的社会功用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这在中国史学批评的发展上无疑是具有进步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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