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学者论历史撰述中的“心术”与“公议”(2)

　　稍晚于陆深的杨慎(公元1488—1559年)是明代学者中较为博学的一位,他在考史与论史方面有一定的成就①。他在考察前代史书和当朝史书的不实之处后,总结说“至于国史亦难信,则在秉笔者之邪正也”[10](卷47,《野史不可尽信》条),认为史家心术的正邪不仅直接关系到史书的可信与否,而且影响到史书社会功能的发挥,因而史家必须抱着对社会历史负责的态度,公正地撰述历史。
胡应麟(公元1551—1602年)对史家“心术”的论述,则在一定程度上对前人有所补充。他从刘知幾所论“史才三长”出发,强调史家还应该具备“公心”和“直笔”,并归之为“二善”。不过胡应麟的论述偏颇之处不少,对他的言论需要有所辨析。他说:
　　胡应麟把“公心”和“直笔”这“二善”,置于和“史才三长”同等的地位来看待,这在史学批评上有其可取之处。大致可以这样说,胡应麟将史家“心术”阐释为“公心”和“直书”②。不过,他的这番议论可议之处甚多。一是“秦汉而下,三长不乏”,则把刘知幾提出的“史才三长”看得太简单了,与其前人所论大相径庭。二是所说“班书、陈志,金粟交关;沈传、裴略,家门互易”,亦是轻率之言,以传闻为事实,岂可以此立论。此番言论,正可表明胡应麟所归结的“公心”和“直书” 的史家品格,并不容易做到。说之易而行之难,胡应麟的上述议论,足以为戒。
　　明代学者对史家“心术”的探讨,往往还和当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环境有关系。明代中后期的内阁辅臣多出自翰林院,而当时翰林与史馆合而为一,因此一些史官有机会进入内阁。叶向高(公元1559—1627年)在万历后期至天启间就曾任内阁辅臣,并主持修纂《光宗实录》,在史学方面也有一些见解。在为《皇明史概》作序时论及史家的“心术”问题,他说道:
　　从中不难看出,叶向高非常强调史官心术的重要性。其原因大约有两点:一是史官心术的端正与否,直接关系到史书的可信与否;二是联系到明代内阁制度的具体状况,即史官有可能成为辅臣,那么史官能否端正心术、辨别邪正已不仅限于修史活动本身,它还可能关系到朝中臣僚的心术。因而在叶向高看来,史官的心术问题不仅是学术问题,也是现实的政治生活问题。从这一点上看,叶向高对史官心术重要性的认识较之时人更为突出。同时他还注意到史馆与内阁的特殊关系所带来的问题,这就是“近弛骛止为枚卜之阶,殊失其质”[12](卷首,叶向高《皇明史概序》),即把史官仅仅作为进身之阶,这样就违背了当初设立这一制度的初衷。明代史馆与内阁之关系对史馆修史的影响,是明代史学具有时代特点的问题之一。由于史馆职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内阁的储备人才,史官的职责和权力、地位,较之前代有了变化。
　　“心术”之端正与否,实际上还反映了史家在撰述历史时是否具有敢于直书的勇气。明代藏书家、学者谢肇淛(公元1567—1624年)就特别强调史家的这种品格,他说:“董狐之笔,白刃临之而不变;孙盛《阳秋》,权凶怒之而不改;吴兢之书,宰相祈之而不得;陈桱之纪事,雷电震其几而不动容,如是可以言史矣。”[13](卷13,《事部一》)他称赞董狐、孙盛、吴兢、陈桱等史家不畏强权、不谀胄贵、勇于直书的品格。他还推崇司马迁,说道:“太史公与张汤、公孙弘等皆同时人,而直书美恶,不少贬讳;传司马季主而抑贾谊、宋忠,至无所容;《封禅书》备言武帝迷惑之状,如此等书,令人非惟不能作,亦不敢作也。”[13](卷13,《事部一》)司马迁对同时代上至君主下至大臣都能善恶并书,谢肇淛认为这并不是所有具备史才的史家都敢于这样做的,这需要有秉笔直书的胆识。在谢肇淛看来,史家“心术”与史家胆识是分不开的。
　　 无论是“心术有邪正”、“秉笔者之邪正”还是“端心术,辨邪正”,这些论述都是对史家品德或者说主观因素的一些认识。其内涵大约有三层:一是史家“心术”是存在的,即史家自身的主观意愿对修史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史家在撰述和评价历史的时候难以或者说不可能做到绝对的客观和公正;二是史家“心术”是有“正邪”之分的,即主观意愿有好有坏,史家应尽可能地以公正的态度来对待和撰述史书,力求发挥“心术”中“正”的一面;三是史家应以“心术”为本,也就是说不论史家的自身修养,还是在史官选择上,都应以“心术”为本,把道德品质作为评价史家的第一要素。此外,由于明代内阁制度的特点,史官有机会进入到内阁,从而可能成为在政治上有一定影响的朝臣。一位重视“端心术,辨邪正”的史官,在进入政治权力中心集团后,对政治生活多少是会产生积极影响的。
　　三、论“公议”:史书的社会功用与史家的社会责任
　　与史家品德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便是史书的公正性问题。在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上,我们可以看到明代学者的论述中常常有“公议”这一词语。“公议”一词战国以来就见于书籍,后世也并不少见,但明人将其与史学紧密联系起来,丰富了它的内涵,并且成为他们史学评论的一个重要术语。
　　明朝初年,在政权并未稳固之时,官修《元史》完成了。这部《元史》虽因成书仓促,后人不断予以批评和修正,但是它在及时保存和整理元代史料方面是难以代替的。宋濂(公元1310—1381年)所撰的《进元史表》,不仅集中反映出《元史》编纂的指导思想,从中我们亦不难看到明初君臣对历史评论公正性的重视。
　　从“欲求论议之公”,可以看出朱元璋对《元史》撰述的要求,力求对历史予以公正的评价。同时,这也可以看作是以宋濂为代表的修纂史官对历史撰述的自觉认识。
　　与宋濂齐名的学者王祎(公元1322—1373年),其学问在明初也有一定影响。明太祖朱元璋曾称赞其才思卓越,说道:“江南有二儒,卿与宋濂耳。学问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1](卷289,《忠义传一·王祎列传》)洪武初年,王祎与宋濂同为总裁修纂《元史》,史称:“祎史事擅长,裁烦剔秽,力任笔削。书成,擢翰林待制,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1](卷289,《忠义传一·王祎列传》)他在史学上所取得的成绩,已有学者作了研究①。王祎在《唐起居郎箴并序》一文中谈到起居郎作为记录君主言行之官的重要性,还由此引发了其对史书公正性的议论,他说: (责任编辑：nylw.net)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