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文化语境下的网络恶搞及其双向归置(5)

　　如同处于狂欢节中的民众，毫无顾忌地行使着自己的权利，在网络这样年轻的舞台上，青年群体无疑是当之无愧的主角。在狂欢节中，笑是必不可少的，高兴的笑、讽刺的笑、赞美的笑……，通过表演者插科打诨去讽刺现实世界，表达心目中的理想世界，以实现狂欢的精神。狂欢节上的笑声来源于舞台上反穿的衣服、指鹿为马的怪诞行为。人们在笑声中将现实的“神权”、等级抛到九霄云外，尽情享受“面具”带给自己的精神超越和心理满足。
　　网络恶搞中的笑，来自于对权威的歪曲解读，对主流的不屑一顾，来自于恶搞者对原著不拘一格的“改写”。不管是葫芦兄弟版的福娃，秋香版的小胖，还是套用《外来妹》的主题曲高唱着“一样的鸡肉，一样的鸡蛋，一样的我们咋就成了传染源”的稚嫩童声，不论是站着坐着都成“S”型的芙蓉姐姐，还是《韩乔生语录》里那经典的段子，恶搞就像戏剧舞台上的丑角，天生一副喜脸。就拿经典的恶搞作品《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为例，它将《无极》中的人物角色置换为经理、舞女、助手、粉丝、城管、警察等现实生活中的人物，然后再展现出其各自的逗乐神态。所有网络恶搞作品骨子里都透露出对主流对经典的不懈抵抗，这种抵抗不是严肃的批判，更不是赤裸裸的揭露，而是充满了智慧和狂欢色彩。正如一位恶搞爱好者这样解释恶搞：“这是纯粹来自民间的娱乐。我们最擅长的就是用不规则的、电视上报纸上看不到的欢愉方式，用逗笑的方式让大家高兴。”
　　
　　三、对网络恶搞的双向归置
　　
　　伯明翰学派的研究表明，战后英国出现的青年亚文化并不是反对代际间的矛盾，而是对阶级、霸权的反抗。因此他们的研究主要是从“权利和抗争与亚文化关联的角度来考察亚文化究竟是如何反抗主流文化并将其自身从主流文化中剥离出来，但同时也努力去适应主流文化的某些特定方面”。伯明翰学派认为：亚文化的抵抗风格产生以后，支配文化和利益集团不会坐视不理任其发展，而是对其进行不懈的遏制和收编，主要通过把亚文化符号(服饰、音乐)等转化成大量生产的物品和警察、媒介、司法系统等支配集团对异常行为贴“标签”并重新界定这两种途径对其进行归置。
　　以此反观当代中国的网络恶搞，其初衷虽然仍是“抵抗”，但这种抵抗更多来自代际间的矛盾而非阶级矛盾，少了一些冲撞的色彩，更多体现出一种娱乐、游戏的精神。在对“父辈文化”的仪式抵抗与网络广场的狂欢中，不能也不容小视的是对以网络恶搞为形式的媒介文化的收编，即来自意识形态与商业利益的双向归置。
　　在网络恶搞众声喧哗之时，有如下恶搞作品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雷锋是怎么死的?是因为帮人太多累死的”、“董存瑞为什么牺牲?因为被炸药包上的两面胶粘住了”、“刘胡兰是怎么死的?鬼子

问‘谁是共产党员站出来’，所有人集体向后退了一步而刘胡兰没反应过来”……；气冲霄汉的杨子荣有了情妇；精明干练的阿庆嫂成了胡传魁姘头；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的英雄事迹化为子虚乌有；心向革命的潘冬子变成只知道走穴赚钱的歌手……。这些恶搞显然激怒了包括青年群体在内的许多人。针对恶搞红色经典引发了一系列争论和声讨，2006年8月7日，人民网强国论坛以“红色经典能不能被恶搞?”为主题进行讨论，多数人认为对红色经典的恶搞是亵渎历史，不能被接受的。《中国青年报》等媒体的调查也显示：89.9％的人认为“网络恶搞应该有底线”，更有93.7％的人对恶搞雷锋、黄继光、董存瑞等英雄人物表示反感。
　　以网络恶搞为表征之一的中国当代青年亚文化与“父辈文化”的冲突主要体现在年龄冲突或代际冲突上，但是这种冲突并不是激烈的、赤裸裸的，而是一种仪式上的抵抗。前文中提到的人们对“红色经典”的恶搞所持的反感态度，恰好从另一个层面证明，以权威文化、精英文化、主流文化为代表的“父辈文化”所显现的意识形态对以网络恶搞为代表的青年亚文化有一定的归置作用，即“父辈文化”所秉承与倡导的人格、信仰、普遍价值观、道德准则等对青年亚文化有相当的约束与限定性，并或显或隐地制约着青年亚文化的价值范畴与道德底线。换而言之，当代中国的青年亚文化想要拥有自己的生存与延伸空间就必须与“父辈文化”进行必要的协商甚至于妥协，才能达到共赢共存的良好局面。反之，如果无视来自固化于意识形态领域的“父辈文化”的规训和导引，无视“父辈文化”所划定的允许范围，强行挣脱束缚或强行越界，青年亚文化不仅自身难以适应，更可能招致广泛的抵制，由此带来的后果将是遭到“父辈文化”的严厉制裁和“青年”岛屿认同圈的缩小，并被视为对历史的无知和责任感的丧失。可见，所有媒介文化的传播活动都发生在特定的语境中，作为文化产品的生产与消费，均会受制于政治与经济的结构性力量的制约，这种制约性或有形或无形地在传播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作为网络恶搞，一旦触碰了意识形态所不允许的底线，就必定会对其贴上“反动”的“标签”。也因为此，许多地方纷纷召开专家会议，防止网络恶搞成风；各种媒体广泛刊登反对恶搞红色经典的文章；《互联网视频新管理条例》也在紧锣密鼓的制定中……。
　　意识形态对网络恶搞的归置普遍而惯常，归置的方式多种多样，有限制、规约，也有倡导、鼓励，其所贴“标签”色彩各异，目的则在于任何文化实践行为皆须依规而行。
　　除此之外，网络恶搞还会遭遇到来自商业的归置。任何媒介文化产品既作为文本的存在，也作为“商品”的存在，其状态主要体现在其“内容的商品化”、“消费主体的商品化”以及“生产劳动的商品化”三个方面。网络恶搞及其产品在本质上乃为媒介文化一大部类，且因其更赚“眼球”，就更容易被商业所收编。具体而言，网络恶搞的“内容”既包括一个个具体的恶搞作品，也包括由恶搞作品的实际效应衍生出来的商品。如众所周知的黄健翔“解说门”事件，在发生次日，各大门户网站都将这段音频放在网站上供网友下载。网友们也将“黄腔”改编成各种版本如“银行收费版”、“CCTV换人版”、“王菲李亚鹏结婚版”等等，更有善于发现商机的国内某些大型网站将黄健翔的解说制作成“黄健翔灵魂突起激情解说完整版”、“意大利万岁短信铃声”、“黄健翔嘶吼铃声精华版”等多个手机彩铃版本并以2元一条的收费标准供用户下载，如“啊，通啦，通啦，通啦，手机没有关机，电话接通啦，不要给没有机德的人任何的机会。伟大的这个手机的主人，他继承了他们家族的光荣传统，所有给机主打电话的人在电话接通的那一刻都会灵魂附体，机主他一个人代表了世界上最悠久的民族使用手机的悠久的历史的传统，在这一刻，你不是一个人在等电话，你不是一个人!”据保守推算，围绕黄健翔的无线产品市场规模至少超过百万元。 (责任编辑：nylw.net)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