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昔物语集》震旦故事日本元素考(3)

达磨“只履归天”之时，其实是指达磨成道之日。达磨死后经二七日再得生缘，非同凡人。这符合中国的宗教习俗。同时，从佛教经典来看，佛陀的成道或在“二七”或在“三七”。那么，达磨的“经二七”，即并没有超出佛陀成道之日，没有凌驾于佛陀之上，由此来看也是合情合理。所以说“经二七日”一说，无论从中国习俗还是从佛陀讲经之时来看，都是早已存在了的。因此，“经二七日”一说并不是传入日本之后所独有的思想元素。
⑤关于御使姓名。虽然与《内证佛法相承血脉谱》完全一致，但据史料记载，应是宋云，大概是当时书写者的笔误。因据各种史料记载都为北魏（后魏）宋云，亦有东魏杨衒之所撰《洛阳伽蓝记》卷五所载《宋云行纪》为证，《宋云行纪》为六世纪有关西域的珍贵史料。 [16]
⑥关于“胡僧”称谓。在目前所有包含达磨渡来故事的典籍中，除了《今昔》与《血脉谱》之外，还有《燉煌出土荷泽神会禅师语录》：有聘国使宋云。于葱岭上。逢一胡僧。一脚著履。一脚跣足。[17] 《燉煌出土荷泽神会禅师语录》为唐贞元八年（792年）沙门宝珍所书。在这一部分的菩提达磨传里，只涉及到《今昔》卷六（3）的b、c部分，并不见遣弟子佛陀耶舍部分。所以，《今昔》依据此书的可能性很小。那么，只剩下《血脉谱》一书中含有“胡僧”了。那是不是说“胡僧”一说就是日本传教大师最澄的一家之言，亦即日本元素了呢？我们下面来考察一下在中国是否有“胡僧”一说。
关于“胡僧”的论述，在中国有诸多研究。首先，介永强在“唐代胡僧考论”中，指出：“胡”是一个种族文化概念。历史上，先汉之世，匈奴、西域业已兼被称为“胡”；东汉以降，匈奴浸微，西域遂专“胡”号。魏晋南北朝时期，大凡中原王朝北方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概称“胡”。迨至唐代，“胡”不仅指北方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还泛指中亚以及罗马等西方国家和地区的人，甚至连天竺（印度）人也被笼统地称为“胡”。……在纷至沓来的唐代各色胡人中，以弘法为怀的胡僧占有相当比重。……大体上说，唐代胡僧主要来自西域诸国和天竺五国。[18] 这说明，虽然达磨不是唐代时来华，但是到了唐代，像达磨那样来自天竺以弘法为怀的僧人即所谓胡僧甚多。“出现在唐代文学作品中的胡僧形象，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大多有着迥异于中土人士的外貌与行为特点。胡僧形象之所以大量充斥于唐人笔下，除了与唐代作家尚奇的创作心理密切相关而外，胡僧在当时社会上的影响与日俱增应该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19] “唐代胡僧42人，国别具体的有34人，而这34人中，天竺僧人占了30人。以玄宗统治时代（712-751）为界，初唐至玄宗前（618-711）来唐僧为21，占总数的50%，玄宗时期只有7人，占16.7%；安史之乱至唐末（752-907）来唐者为14人，占33.3%。” [20]这说明唐代胡僧，特别是来自天竺的胡僧在唐代的影响是多么深远。此外，倪红雨和李红分别在论文“唐传奇中的胡僧形象”“论唐代的胡僧现象及其在小说中的体现”中都论及到唐代胡僧除出现在历史、宗教典籍中外，还被大量地写入小说中。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胡僧在唐代的昌盛及其深远的影响力。所以说，“胡僧”一词，并非最澄独创，而是其所引用的《付法简子》的说法，抑或是其入唐（804年-805年）后常听到的一词。
综上所述，前文中所列六个不同点，总的来说都出现于进入日本之前，并非日本独有的元素。
4、《今昔》卷六（3）与《法宝记》《血脉谱》文脉的比较
纵观《今昔》卷六（3）全文，从文脉上来讲，有以下几点与《法宝记》《血脉谱》皆不相同之处。
①达磨在遥远的天竺以感应得知弟子佛陀耶舍死于震旦。
②全文只出现一个国王即梁武帝。
③宗（宋）云与达磨是否相识。
④全文最后一句为“相传这位达磨和尚是南天竺大婆罗门国国王的第三子”。
下面我们分别来看看这四个方面。

　　首先看①。《法宝记》中用“闻”字，《血脉谱》中用“知”字，而《今昔》中用“空に”即“感知”，来表达得知弟子死去的消息。“闻”和“知”都可能是通过一定具体的渠道而得知，是一个比较中性的词语，不带有神秘色彩。而“空に”是指没有确切依据，冥冥之中所感知到的，带有神秘色彩。那么，为什么要用“感知”来表达呢？佛陀耶舍在震旦，达磨在天竺，相隔遥遥，如何得知弟子之死？在当时的通讯条件下是极其困难的。因此，《今昔》采用了“感知”这一表达方式。而这一表达方式与c部分中预言国王驾崩的预见性、“圣人”可以首尾呼应，顺理成章地将a部分与c部分有机地联结在一起，使前后协调一致。这与唐人所言胡僧的“神异”[21]之能也是相吻合的。虽然《法宝记》《血脉谱》中同样也出现达磨的“超自然性”[22]，但《今昔》在此处加上“感知”一词，使前后文首尾相应，协调一致的表达方式是《今昔》的独到之处。

      再看②。纵观全文，会给人一种感觉，即弟子佛陀耶舍以及达磨所到震旦之处皆为梁武帝所在国度，同时，《法宝记》《血脉谱》中的魏（后魏）国使宋（宗）云，在《今昔》中变成了御使，很明显去掉了魏（后魏）这一国度。御使宗（宋）云，也是梁武帝所派御使，包括朝廷百官和达磨门徒皆位于梁武帝所在国度，以及达磨所预言的即将驾崩的国王亦应是梁武帝。也就是说整体给人的感觉就是震旦国当时就是梁武帝所统治的一个国家。而《法宝记》和《血脉谱》中讲佛陀耶舍来到的是秦地，达磨初到的是梁国，而后到的是魏（后魏）。到了《今昔》，这些地名、国度皆未出现，而一并变成了震旦、梁武帝。因此，既然梁武帝已“驾崩”，在《法宝记》和《血脉谱》后半部分出现的梁武帝为达磨之死作碑文在《今昔》卷六（3）中就不可能再出现。那么，为什么会一并变成了震旦、梁武帝呢？笔者以为这不应是《今昔》编者的误解，抑或是为了免去当时震旦多个小国的纷繁复杂，使之更简明易懂，有利于对听众的教化。但不管怎样，《今昔》卷六（3）做到了前后自圆其说，形成了一个整体。这一点是《今昔》卷六（3）在翻案过程中所形成的独特之处。 (责任编辑：论文发表网)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