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与现代之间的桥梁

       近现代思想与观念中的具有普世意义的精华，那就是“平等”、“自由”与“博爱”。中国的孟子虽然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之辞，更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以民为本之语，远胜孔夫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但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是以农耕为主导的封闭的经济体系，以皇权为中心以官僚为辅翼的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在集权与极权的如黑幕如铁屋一般的社会中，个人的人格意识与权利意识都近乎窒息，平等自由的观念缺乏萌芽的土壤，更难有发展的天地。而早在公元前500年，古希腊的“平民政治”就替代了“贵族政治”，开始了所谓“希腊启蒙时代”，其代表人物苏格拉底说“塑造命运的不是上帝，而是我们自己”，普罗泰戈拉则说“人是万物的尺度”，他们先知先觉的呼声，响彻了西方两千五百年的历史。14世纪至16世纪汹涌于欧洲大陆的文艺复兴思潮，使人进一步从对“神”的迷信和迷梦中觉醒；而18世纪继起于欧洲的启蒙运动，更涌现了狄德罗、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等一大批思想巨人。在这如巨浪澎湃的思想启蒙运动中，“自由、平等、博爱”这一人类思想史上的丰碑终于破土动工并巍然矗立。当此之时也，中国正处于所谓的“康乾盛世”——实际上是由集权走向极权的封建社会的黑暗末世：经济上夜郎自大、闭关锁国，自明代中叶以来萌生的自由经济遭到扼杀；政治上施行极权统治，辅佐皇权的相权早已废止，生杀予夺操于一人之手；思想上文字狱遍布国中，人的自由思想与创造力遇到的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冻土，读书人纷纷将故纸堆当成自己的避风港。“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在袁枚之后的龚自珍，虽然文禁已较前松弛，但他仍然曾以上述名句为那一黑铁时代出示诗证与史证。
袁枚（1716—1798），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我家虽式微，氏族非小草。”其高祖袁槐眉，在崇祯朝官拜侍御史，曾祖袁茂英亦官至布政使；祖父袁锜与父亲袁滨虽因家道中落游幕四方，但也仍是诗礼传家。袁枚出身于这样的书香门第，二十岁以前一直在杭州读书求学，雍正十三年（1735）获乡试资格，可以说是时下的贵公子，未来的士大夫。乾隆元年春出游桂林，其叔父袁鸿在广西巡抚金 幕府，金 命他作《铜鼓赋》，这位江南才子一挥而就，产生的是今日所云之轰动效应。
金 慧眼识才，不仅助以川资，而且派人护送袁枚赴京参加全国博学鸿词科考试。袁枚曾作《别常宁》一诗：“六千里外一奴星，送我依依远出城。知己那须分贵贱，穷途容易感心情。漓江此后何年到？别泪临歧为汝倾。但听郎君消息好，早持僮约赴神京。”“常宁”者，袁枚叔父家地位低贱之童仆也。袁枚竟然赠之以诗，破除阶级界限地称之为“知己”，情动于衷地为他流下了“别泪”，并且尊之为“郎君”，表达了美好的希冀与祝愿，这在古代是极为罕见的。袁枚此诗不仅表现了对微贱者的同情，更昭示了一种通向现代的平等意识，确乎难能可贵。时至现代，放眼世界，人间不仍然还有太多的不公不平吗？
据徐珂《清稗类钞·奴婢类》说，袁枚有仆曰琴书，来时为童子，服侍八年后有去意，袁枚“足成之，焚其券”，不但主动为琴书毁掉契约，还他以自由之身，而且赋诗送行，诗中既回顾往事，也化用白居易的诗意，表现了殷殷惜别之情。全诗写的虽是主仆，却似友朋，此种题材与写法，在袁枚之前的诗人作品中似乎得未曾有。
虽云得未曾有，但近似者也偶有一见。杜甫流寓夔州时有《示獠奴阿段》一诗：“山木苍苍落日曛，竹竿袅袅细泉分。郡人入夜争馀沥，竖子寻源独不闻。病渴三更回白首，传神一注湿青云。曾惊陶侃胡奴异，怪尔常穿虎豹群。”（诗中的“陶侃”疑为杜甫同时代人“陶岘”的传抄之误，陶有昆仑奴名摩诃。）晚唐的韦庄有《女仆阿汪》一首：“念尔辛勤岁已深，乱离相失又相寻。他年待我门如市，报尔千金与万金！”“阿段”，是杜甫雇用的当地少数民族仆人，他晚上不畏虎豹主动去山中修理引水的竹筒，病渴的诗人作上述之诗予以表扬；“阿汪”，是韦庄的佣人，今日名之曰“保姆”或“家政”，她在战乱流离中走失却又苦寻旧主，韦庄作上述之诗以示感念。以上二诗都表现了人情的温暖或者说仁者之心，在封建时代也颇为难得，但是，它们离现代的“平等”观念还有相当遥远的距离，离袁枚以上之诗显示的高度与境界，似乎也还相差一个档次。
今人动辄好称“后现代”，我们因此衍生“前现代”一词，袁枚的言行经常表现出对封建名教纲常的叛逆性，辉耀着“前现代”的光彩，“平等”观念即其光彩之一。
卢梭曾经说过“自由就是干自己想干的事”，现代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也说过“人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其实，早在中国的远古时代，伟大的哲人庄子早就以逍遥游的意象表示过他对于自由的渴望与追求了。在封建集权社会中的全体民众都是“臣民”而非“公民”，封建时代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奔竞拥挤在“学而优则仕”的单行道上，依附的是皇权与官位之权，遵奉的是皇帝与政府认可并颁行的教义。内心崇尚自由的袁枚，终于可以与陶渊明殊途而同归。袁枚归去的是南京的随园，在那里度过的是近五十年称心惬意的诗酒年华。
袁枚开始走的也是传统的学而优则仕这一条官道。乾隆元年（1736），二十一岁的袁枚与沈德潜等近二百人荣膺博学鸿词科之荐，他“年最少”而又“才最异”。两年以后，他又与比他年长四十六岁的沈德潜同时考中举人，次年同举进士且同进翰林院，时年二十四岁，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袁枚在翰林院的庶常馆做庶吉士，学习满文以待“组织安排”。不知是身为汉人的袁枚对清朝贵族潜意识中心怀反感，还是他的天性不耐束缚，以他的聪明颖悟，三年期满散馆考试时，他的满文成绩居然不及格而列入下等，于是由翰林改为小吏。他青云在望而被外放江南，无异迁谪，先后任溧水、江浦、沭阳、江宁等县知事，历时共约八年之久。最后，他以三十四岁的盛年而赋一曲归去来兮，向过去与今天许多人都趋之若鹜的官场道一声“拜拜”，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责任编辑：论文发表网)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