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与现代之间的桥梁(2)

      　在为官作宦期间，袁枚颇有政声，也写了不少反映民生疾苦的篇章。但是，酷爱平等自由而思想相当解放的他，骨子里具有的是真正的诗人之浪漫气质，生活方式上向往纵情自适无束无拘，性格中厌恶封建社会的黑暗政治与恶浊官场的繁文缛节。《随园诗话》中袁枚自记一段趣事，颇有一番“说大人，则藐之”的豪情，也表现了他不同流俗的狂怪之气。 

　　余戏刻一私印，用唐人“钱塘苏小是乡亲”之句。某尚书过金陵，索余诗册，余一时率意用之，尚书大加呵责。余初犹逊谢，既而责之不休，余正色曰：“公以为此印不伦耶？在今日观，自然公官一品，苏小贱矣；诚恐百年以后，人但知有苏小，不复知有公也。”一座冁然。
从“一座冁然”观之，袁枚是在公开公众场合当面抗辩并嘲讽这位尚书大人的。“尚书”为朝中大员，今日之正部级干部，袁枚只是一介地方七品县令，他认南朝齐之歌妓苏小小为乡亲，而且对其赞扬为其辩护，并越级顶撞上司之上司，不唯可见当代古典文学专家王英志批注《随园诗话》时所云之“怜香惜玉，胆大包天”，也可见袁枚对官本位之尊卑有序的等级观念的逆反，以及他为思想言论之自由而愤然抗争的精神。
中国自由理论的先贤与先驱，是清末的严复。他得风气之先而颇具慧眼，曾经翻译19世纪英国哲学家、被尊为“自由主义之圣”的约翰·穆勒的名著《论自由》。穆勒所研讨和张扬的，是个性自由和个人思想言论自由，以及生活方式选择上的自由与个人经济的自由。早他一个世纪的袁枚，不可能具有如此明确的现代自由观念，然而，袁枚对束缚个性之官场的厌恶和他与官场的最终决裂，表现的正是他对个性自由与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的向往。
唐代边塞诗派的掌门人之一的高适，当年任河南封丘县尉，乃小小的科级干部，比袁枚的级别还低，他在《封丘县》一诗中，就发过“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的牢骚与自省。袁枚和他此心相通，在《捕蝗曲》中，就有“我闻苛政猛于虎，蠹吏虐于蝗”之辞，更有“毋餐民之苗叶兮，宁食吾之肺肠”之语。他先作《俗吏篇》说“三年没阶趋下风，九转丹成拜跪工。金鸡初鸣出门去，夕阳来下牛羊同。有时供具应四方，缝人染人兼酒浆；有时迎谒跪道左，掀公于淖犹衮裳”，复又作《俗吏篇》说“仰天大笑卿知否？折腰只为米五斗。何不高歌归去来，也学先生种五柳”。
当芸芸士人与官人还在官场营营扰扰、心机与心计耗尽之时，正当盛年的袁枚为了心灵的天空海阔，毅然放弃了前程也许似锦的仕途，而选择了自己认定的生存与生活的方式。此时，他写了《挂冠》（四首）、《解组归随园》（二首）。诗的字里行间，颇有羁马归山笼雀归林的喜悦。如果袁枚不是跳出当时的体制，而是仍然在宦海浮沉，顶多是庞大的官僚系统中多了一位能员干吏，说不定还是一介庸官俗吏，甚至是一个贪官蠹吏，那就没有他后来的许多直抒胸臆的传世诗篇，以及可以传之久远的《随园诗话》了。
袁枚自由平等的思想、前卫开放的观念，从他广收女性弟子、扶植女性文学也可见一斑。清代中期以后，女性的诗词创作有了空前的发展与繁荣。根据道光年间完颜恽珠所编《国朝闺秀正始集》及清末施淑仪所辑《清代闺阁诗人征略》等典籍统计，清代女诗人总数约四千左右，足可以成立一个女诗人协会。而被袁枚收入随园门墙的女弟子则多达五六十人，以召集人与主持人的身份，至少在西湖举办过两次闺阁诗词集会，今日称之为笔会或研讨会，而袁枚在他的《随园诗话》中，对其女弟子之诗词也多有记载与表彰。“性灵派”大将又身为“乾隆三大家”之一的赵翼，在《读随园诗题词》中就曾说：“其人与笔两风流，红粉青山伴白头。”在袁枚之前，清代的毛西河与明代的李贽虽也招收过女弟子，但均只是寥寥二三人而已，不像袁枚高达两位数以上，而且大肆张扬，并且将她们视为同调的朋友，不仅编辑《随园女弟子诗选》，甚至公开宣称女诗人中之佼佼者席佩兰、金纤纤、严蕊珠为他的“闺中三大知己”。如《二闺秀诗》：
扫眉才子少，吾得二贤难。
鹫岭孙云凤，虞山席佩兰。
天花双管舞，瑶瑟九霄弹。
定是嫦娥伴，风吹落广寒。
席佩兰是诗人孙原湘之妻，袁枚女弟子中之首席，孙云凤名列第二。袁枚对她们赞赏有加，固然是他的诗歌理念所致，他认为诗主性情，无分性别贵贱，同时，也是出自他自由平等的观念和具有平民色彩的立场。袁枚这种背反封建纲常名教的言行，在当时是与主流意识形态格格不入的，颇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反潮流精神，这就难怪要遭到那些冬烘先生的白眼，甚至卫道士们的攻击。如著名学问家章学诚在《文史通议》中，就痛诋袁枚为“不学之徒”，为“洪水猛兽”，为“人伦之蟊贼，名教所必诛”，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袁枚所生活的时代，是今日某些人津津乐道甚至大力吹嘘之“康乾盛世”。实际上，中国严酷的封建集权统治到康熙乾隆之时既是极盛之巅峰，同时也是老迈与衰亡的起点。大夜弥天，晨光熹微，从明代中叶兴起的个性解放的进步文化思潮，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在清代中期之后的逐渐复苏，又如同潜流涌动。袁枚的横空出世，正是所谓弄潮儿向涛头立，也是沉沉暗夜中一线报晓的晨光。乡梓前贤也是我大学时代美学系列讲座的老师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说得好：“袁枚倡性灵，反束缚，嘲道学，背传统，也是这同一历史逻辑的表现一样。它们共同体现出、反射出封建末世的声响，映出了封建时代已经外强中干，对自由、个性、平等、民主的近代憧憬必将出现在地平线上。”
中国诗歌从古典走向现代，袁枚之诗是其间架设的第一座桥梁。这座桥梁也许是属于草创之初，因而还显得比较原始和粗糙，但它的方向确实是通向近代与现代。在中国诗歌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型中，当肯定袁枚的首创之功。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八事”之说，即：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一文中则提出了较“改良”激进的“文学革命”的主张，即“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我们检点袁枚的诗作与创作理论，确有同时代许多人所不及的前瞻之状。(责任编辑：论文发表网)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