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中的制度隐患

一、引言
　　
　　一般地，任何学科的研究方法都应该与其研究内容保持相容性，〔1〕因此，在将流行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和思维应用于中国当前经济社会实践时，必须进行三个方面的考虑：（1）所探究的是私人领域的问题还是公共领域的问题，显然，任何国家或社会的经济发展都是一个公共领域的问题；（2）当前公共领域的问题主要是要素投入的问题还是制度完善的问题，显然，当前中国经济问题的核心在社会制度方面；（3）社会制度的完善或设计主要是基于力量的博弈均衡还是渗入了有关社会正义的伦理因素，显然，任何社会制度的设立都不能纯粹由个体之间的力量决定。事实上，新古典经济学是在制度相对完善情况下探究个体的行为，而中国当前的社会制度和市场机制却极不完善，或者说中国当前面临的根本问题在于社会制度和市场机制的完善和修正，而这与新古典经济学所研究的对象存在很大差异。〔2〕要理顺公共领域的社会关系、完善公共领域的社会制度，其基本着眼点在于理解改革的方向，这个方向也就是作为“应然”的理想状态。同时，要分析目前现状这一“实然”与改革方向这一“应然”之间的差距及其成因，从而探究缩小这种差距的途径。那么，如何确定这个“应然”呢？这就需要探究事物的本质，而事物的本质隐藏在现象背后。
　　这条研究路线具有两个特点，1.它不同于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流行思维：在先验的前提假设下进行抽象的模型构造并由此寻求最优行为或制度设计，或者在供求分析框架下进行计量实证并由此解释和预测经济现状。其实，无论是纯粹的理性建模还是纯粹的实证分析都无法为社会改造提供有意义的思路，前者涉及抽象性和现实性之间的不一致问题，后者则涉及从“实然”过渡到“应然”的鸿沟。2.它也不同于当前中国学术界的流行思维：在理论上将现代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当成普遍性的原理，在实践上也往往将西方的现状或模式视为中国模仿的对象或发展的方向（尽管有时也会根据国情作些适应性调整）。其实，这是单向一元的发展思维，忽视了西方社会中本身的异化特征或者其独特的社会背景，从而不但无法真正了解西方社会制度的成因，更无法看到其中的缺陷。〔3〕
　　事实上，根据制度共生理论，制度具有与相关“域”几乎所有参与人相关的普遍性和多重性特征，因而制度之间必须是相互关联的，经济体可以看作是制度间相互关联的整体性安排，并且，决定制度的一些细微的方面根本上是难以察觉的，而这些隐性的东西有稍许变化都会产生巨大的蝴蝶效应。同时，根据制度异化观，由于受现实因素的影响，现存制度或多或少都被异化了，也都偏离了本质，这意味着，西方社会的制度本身存在一定的缺陷，但这种缺陷在西方社会中可能由于受到制衡而不明显，但一旦移植其他环境便凸显出来。
　　不幸的是，现代主流经济学根本上采取了“方法论而不是问题驱动的研究路径”，并且，正是“根植于普遍主义理论家渴望理性选择理论的抱负”形成了错误的方法论综合症，这“涉及到观念化的方式，假定转换成可检验命题的方法，以及进行检验时对经验结果的解释”。〔4〕因此，尽管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发生了很大转变，从早期局限于稀缺性资源配置的纯“经济”问题到包含一切生活领域的泛经济现象，但主流经济学却仍然固守其传统的研究方法，导致基于经济人的理性选择学说不断侵入社会学、法学、政治学乃至历史学之中。正是由于这些学者错误地将根基于私人领域的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模式应用于中国的公共领域，结果往往忽视社会经济问题的实质，方法论驱动式的抽象研究又进一步扭曲了公共领域的关系：造就了掠夺性的、畸形的市场，使得社会制度进一步失范，并强化社会发展的无序性。〔5〕因此，有必要静下心来好好思考一下中国30年来改革开放的路径究竟如何？当前问题的症结又在哪里？这关乎当前经济学界的根本任务。
　　
　　二、改革开放过程中经济实践的无序性
　　
　　梳理整个30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我们不免要问：中国的经济改革真是“巧思构想”的产物吗？其实，双轨乃至多轨多重价格发端于改革开放之初，是渐进式推进、价格放调结合的自然产物。“莫干山会议”?①不过是提出要因势利导，将这个有意无意的做法变成自觉的战略；同样，“莫干山会议”一年后召开的“巴山轮会议”?②所提出的“特区实验场”“地方分权”“金融改革”等宏观经济体制改革，基本上也是基于“错了再试”这一思路。也就是说，迄今为止中国的经济改革多是盲目尝试的结果：行不通就换一个思路。这就像当年价格改革和产权改革一直在相互争斗一样，也像当前各级政府所“批发”的那些毫无意义的课题一样，很少有真正明确的思路。不断盲目尝试的结果是浪费大量的百姓纳税钱，与此同时，照搬或“精心设计”并通过权力部门正式付诸实施的改革大多没有取得明显成效，如国有企业改制、新农村建设以及医疗、教育、住房等攸关民生大计的改革几乎都如此；相反，在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指导下的一些改革，反而使得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以致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被抛弃20多年后现在又不得不重新建设。
　　对这30多年的改革开放历程，我们必须有两点清晰认识：1.中国经济的增长以及市场机制建设基本上都不是主流经济学设计制度改革之功，而主要是激发民众的主动性所致；2.通过产权界定等对人之积极主动性的激发，也并不是经济学家或政策决策者有意识地主动加以引导的结果，而是受社会环境逼迫的结果。而且，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以降，由于中国经济学界大肆照搬以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为基础的现代主流经济学，绝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日益注重于个人发财致富的私人领域，即使还存在对一些热点实务以及公共政策的关注，也大多出于功利的目的。〔6〕在这种情形下，古典经济学家那种关注公共领域的精神和责任在当前中国经济学家身上日益消失，甚至对现实问题的基本直觉也丧失了。结果，改革就只能基于主流教材上的教条，所谓的变革越来越成为对既得利益者利益的强化，以致整体社会制度依旧混乱不堪，市场机制依旧残缺不全。〔7〕
　　罗尔斯曾指出，“在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里，即一个由一种共同的正义观有效调节的社会里，对何为正义非正义也有一种公开的理解”。〔8〕但是，当前正义不确定论充斥社会。而且，尽管西方学术界已经发展了相当成熟的有关社会公平正义的理论，但某些主流经济学家却不甚了了乃至故意视而不见，想当然地以评价标准的主观性宣称，使其制度好坏没有一个直接而一致的评价标准。与此同时，歪曲地利用“不管黑猫还是白猫，只要捉住老鼠的就是好猫”的“尚方宝剑”为目前这种现状辩解：只要经济还在高速增长，就意味着这个社会制度是好的，并且是在不断改进的。但是，大量的历史证据表明，短期内社会制度的健全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并不成明显的正向关系，且经济的快速增长往往是发生在旧制度已经崩溃而新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即社会制度还没有完善的时期。关于这一点，剑桥大学的张夏准在《踢掉梯子：历史视角的发展战略》一书中作了较为详细的剖析。〔9〕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北洋军阀控制的1914－1922年，中国的民族工业取得了快速发展，但是，当时的制度并没有真正的改善，仅仅是相对于清政府，北洋政府无力控制全国局势而被迫对产业放松了管制。 (责任编辑：nylw.net)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