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中的制度隐患(3)

　　最后，随着人类社会制度的逐渐完善，人类生活和安全的权利而不是私有财产权得到更多的关注和保护，公平而不是效率得到更高程度的推崇，此时，便转而关注环境、心灵以及自由等物质之外的需求，导致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开始下降，尽管同期人类生活水准因社会性需求的不断满足仍在不断得到提升。显然，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已经进入这一阶段，此时，国民生产总值一般不会出现非常剧烈的震荡（就像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拉美国家一样），而往往都是围绕3%的支点上下波动。
　　关于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与社会制度的有序程度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下图简要表示：
　　
　　需要指出，尽管制度的相对无序在一定时期内可以促进经济的高速增长，甚至无序中的经济高速增长似乎成为人类社会的常态，但是，这种无序式增长方式具有严重的缺陷，从而难以长期维持高速增长态势。在理论上，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加以分析。
一方面，无序的增长主要靠资源粗放式投入所促动，是无发展式的增长，这种增长动力必然是有限的，如果不实现从无序到有序的转变，那么社会发展最终将趋于停滞。世界上许多中等发达国家当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左右时，经济增长后劲便跟不上了，问题就在于粗放型的发展耗竭了资源。克鲁格曼指出，传统社会主义的产出增长是没有什么值得宣扬和推崇的，因为这主要是粗放式投资的结果，正因如此，“简单地用它们过去的增长速度预测未来，很可能大大地高估了它们真正的前景”，因为“通过投入扩张、而不是通过提高单位投入的产出来促进经济增长，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报酬递减的约束”。〔14〕其实，不仅传统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此，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东亚新兴国家的发展也是如此，工业革命时期的西方经济起飞也是如此，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获得的经济增长亦是如此。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根据增长的速度判断制度的优劣。
　　另一方面，由于社会无序导致强势者或投机取巧者从社会增长中取得大部分收益，从而使得社会财富分配极不合理，社会正义也日益消逝，终将引发社会矛盾而导致经济增长路径突然中断。事实上，尽管中国经济长期以来在以接近10％的年均增长率增长，但这种增长却是不稳定和不连贯的，经常是大起或大落，形成了周期性的冷热循环，无论对经济增长还是社会稳定都造成不良影响。根据丹麦学者马丁•潘丹的看法，政府的合理干预可以有效地提高经济的发展速度，但政府的恶性干预却会抑制经济的增长，而政府作用的合理与否则可以从政府的作用幅度上看出来。〔15〕一般地，政府的高质量干预往往与健全的社会制度发生互补，因而政府可以根据市场变化相机进行干预或退出，都不影响经济的高速发展，这可以从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的历史实践中得到证明；相反，如果缺乏一个健全的社会制度，政府的作用范围就非常有限，政府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整个经济的发展，造成宏观经济的巨大波动。关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无序性和制度的不完善性，可以从30多年来中国经济经常性的大起大落中得到明显的体现。
　　无序式经济增长的困境也可以从历史和现实的实践中得到印证。1.就历史印证而言，我们可以比较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尽管目前一些学者将西方社会较高的生活水平、较完善的社会制度与被认为具有成熟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的新古典经济学联系起来，但是，西方社会的高速发展却是发生在古典主义时期，而当时的社会制度非常不健全，以至社会制度改革成为古典经济学关注的根本问题，当时的经济学也没有形成所谓“完善而严密”的分析框架；另一方面，尽管自新古典经济学以降西方社会的发展速度大大地降低了，但由于社会制度相对完善，西方社会已经逐渐从粗放式发展道路转向集约式发展道路，从而西方社会的总体发展保持了相对稳定，人们的福利水平也得以长期处于较高水平。2.就现实印证而言，珠三角地区是中国经济起步最早的地区，也是目前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但同时也是最无序的地区之一，迄今还是在沿袭“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传统模式，经济增长粗放、环境污染加剧、区域整体生态功能脆弱，已成为制约区域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问题。例如，广东省单位GDP的用水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3倍，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在全国31个省市中居第二十一位，远远低于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等。〔16〕而且，最近的资料也显示，广东省工业、农业、生活用水等污染源有60万个，占全国的10.1%，居全国首位，其中经济最发达的深圳、广州、佛山、东莞、江门五市的工业排放总量占全省65%以上。〔17〕无序产生的依赖资源投入的粗放式增长，日益成为制约广东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障碍，同时，无序产生的收入差距也正在导致大量的劳资矛盾，这也是近年来广东省不断爆发恶性事件的重要原因。
　　
　　四、经济无序式增长所面临的转变
　　
　　任何一个社会的持续发展都面临着从粗放到集约、从无序到有序、从高速但震荡到低速但平稳的转变过程，这也是一个社会制度逐渐成熟和完善的过程，以及人们的应得权利逐渐提高并与国民财富增长保持同步的过程。欧美是在没有任何外来竞争压力的情形下经过200－300年的时间逐渐调整过来的，而东亚的一些国家或地区（如韩国、台湾等）在经受了一定的阵痛后也已经有了较大的调整。但是，实行计划经济的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却没有很好地完成这种调整，因而在经济增长受到内外因素限制之后，所积累的社会矛盾急速暴露出来。同样，尽管中国的改革开放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如果没有相应的增长方式的转换，社会矛盾难免总有一天会爆发。托夫勒早就告诫“只有那些以国内最少的失序和动乱来完成第三次浪潮转型的国家，才能赢得全球性的竞争”；〔18〕显然，这是很值得中国的主流经济学者和相关领导者深思的。事实上，不仅世界各国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这一点，而且，中国近30年特别是近10年来改革进程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在中国当前社会中，大众的应得权利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背离程度正变得越来越严重，而一些学者和政府官员却普遍希望通过经济的不断增长缓和人们对应得权利的诉求。问题是，这能够根本解决问题吗？显然，从历史上看，德国的俾斯麦、法国的基佐、韩国的朴正熙、台湾的蒋经国乃至英国的撒切尔等都曾希望用不断增长的物质供给解决一切社会问题，也试图用福利的供给取代公民权利，但是，他们的构想最终几乎都失败了，一旦强权减弱或不在之后，整个社会便开始陷入混乱，经济继续发展当然也就不可能了。因此，作为后发国家，中国可以充分有效地从先发国家那里吸取经验教训，从而减少社会良性发展的摩擦成本。正如冯兴元指出的，“别人走过的弯路，我们不走；别人未走过的弯路，我们也不走；别人走过的近路，我们照样走；别人未走过的近路，我们要领头走”。〔19〕 (责任编辑：nylw.net)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