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进入朱子的思想世界

　宋明理学是继先秦孔孟荀之后儒学发展的第二个高峰，也是在纠汉儒之偏又辟佛老之失基础上对儒家超越追求的一种再造思潮，所谓“修其本”、所谓“造道”以及所谓“道学”、“性理之学”等等也正因此而立说。朱子正是这一“造道”思潮的代表人物，也可以说是“道学思潮”的人格化表现；站在儒学发展的角度看，朱子可以说是集两宋理学之大成。在他之前，有“北宋五子”的理论创造，朱子则一一拣择，并熔铸一炉；与他同时，有“东南三贤”包括象山以及陈亮、叶适等人的异地讲学，朱子则多方交流、多所切磋——所谓“四战之地”也正就其与上述几位的理论辩难而言；朱子之后，元、明、清三代的理学又无不从他出发，而由此所形成的心学与气学、乾嘉汉学与浙东史学，也正高扬了朱子哲学所包含的双重面向，并由此决定了数百年后——20世纪中西文化交汇融合中中国文化的双重主体。所以，还在《宋元学案》中，全祖望就以“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来概括朱子的一生；而直到20世纪末(2000年)，在朱子的故地——武夷山所举办的“朱子学与21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大会也借用当代学人蔡尚思的名言——“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来为朱子进行定位，由此可见其在中国文化中的影响。
　　正因为这一原因，所以20世纪的中国传统文化(宋明理学)研究无不以朱子为重心。由于朱子一生无所不涉，无所不究，其著述之丰富，卷帙之浩繁，研究者一时往往难窥全豹，故不得不根据时代思潮或研究者个人的视角、兴趣或思路，对其某一著作、某一领域进行专门的分析与研究，这又使朱子哲学呈现出最具多样性的面貌。以前的暂且不论，仅以20世纪为例，对朱子哲学展开全面研究的就有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钱穆先生的《朱子新学案》、牟宗三先生的《心体与性体》以及陈荣捷先生的《朱学论集》、《朱子新探索》等，这还都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研究；80年代以后，又有刘述先先生的《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张立文先生的《朱熹哲学研究》、陈来先生的《朱子哲学研究》、田浩先生的《朱熹的思维世界》、金春峰先生的《朱熹哲学思想》以及近几年刚刚问世的余英时先生的《朱熹的历史世界》(2003)。所有这些大著、专论，虽然都以揭示朱子哲学的本真面目为标的，并且也确实推进、深化了人们对朱子哲学的认识。但由于研究者在视角与思路上的差别，因而其所诠释的朱子哲学往往也具有多重面相，有的甚至还具有相互否定的性质。这样一来，虽然朱子哲学内容丰富，影响巨大，但朱子哲学的主要思想及其根本特征却又常常如五里云雾，使^不得不有所谓研究愈多，反而愈难求其真之叹。
　　2001年，笔者以“朱子的视野与20世纪的朱子学”为题申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并获得了批准，但具体研究却并没有立即展开。原因在于：其一，由上海古籍与安徽教育两家出版社联合出版的《朱子全书》其时尚未出齐；其二，在拿到课题的同时，就听说余英时先生有关于朱子的大著正在结撰中。其实，这些还都是显性的表面性的原因，作为深层的原因则主要在于，笔者当时根本弄不清究竟应该如何把握、如何驾驭朱子庞大的理论体系；如果沿着前人的路径和规模依样画葫芦，笔者也深恐对不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支持。这样，大量的前期工作主要也就放在了思路的廓清与对朱子哲学外围关系的梳理上，而《朱子本体意识的形成及其特征》、《朱子本体意识的裂变及其意义》以及《以普遍诠释超越还是以超越架构普遍——朱子哲学理路的再反思》、《从宋明人性论的演变看理学的总体走向及其内在张力》与《明代心学的形成机缘及其时代特征》等文章，也正包含着笔者对朱子哲学“点”式的解剖与思路的疏通。
　　但即使写了几篇文章，也不过是在学理上说说朱子而已，离那个真实的朱子，尚不知隔了几重公案，这就长时间地陷在了依违往返、徘徊观望的格局中。就在这时，台湾的刘述先先生来信相告：余英时先生的大著《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一书已经在台北问世，半年后即由北京三联书店在大陆出版，刘先生同时还附寄了他对余著的长篇评论。读余著收获颇丰，而最具启发性的意义则在于其在上篇中对大程批评王安石“对塔说相轮”之背景的考辨与下篇中对南宋几位帝王的心理分析。严格说来，“历史世界”本来是无由触及“心理世界”的，前者只能以可见文献或公认的事实为据，而后者则可以深入到帝王的内心世界，尤其是宋光宗在做太子时就向在位的孝宗皇帝转进“乌髭药”一节，将身为父子的两代帝王之内心世界画活了。而在“庆元党禁”中，世俗官僚集团不择手段地罗织罪名与理学家虽岿然不动却又百般无奈以至于自我放逐的情形，也真正活化了“权力世界中的理学家”，使人不得不有身临其境之感。这可能才是真实的历史，但严格的史学方法非但触及不到这一层，反而因为其学科规范的限制与所谓理论学理性的要求排斥这种方法。哲学也是一样，真正的哲学总是产生于现实的人生并且也密切地关涉着人生的现实，但严格的哲学方法与理论化、系统化的要求却往往要求过滤掉人生的现实，从而将活生生的哲学与活生生的理论变为条理化的命题与概念化的体系，于是也就有了所谓本体论、认识论、人生修养论等等所谓板块结构；而整个朱子哲学似乎也就成为一种由各种“板块”所组装起来的“机器人”了。当然，正像朱子的人生也是由各个方面、各个阶段的经历所构成一样，其哲学并非就没有“板块”，但仅仅“板块性”的框架加上现代理论的诠释似乎并不足以展现朱子哲学的精神风貌。
　　在这里，笔者也想借机申述一下自己对目前中国哲学研究的一点看法。按照智慧的表现形态来划分，中国哲学包括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其实都属于典型的具体型智慧，这种具体型智慧的一大特点就在于寄言出意、以具体事实蕴含普遍而又超越的道理， 所以孔子著《春秋》时就明确表示：“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而庄子笔下的“庖丁”，其所表现的固然都是其“解牛”的具体“技艺”，但其所追求的却在于超越的“道”。以孔、庄为代表的儒道两家的这种表达方式，表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都既不长于也不喜欢“空言”型的理论。但在20世纪——中西文化交汇融合背景下的中国哲学研究中，由于西方文化之所长正在于抽象的理论建构，因而一度也就造成了国人“以理论自雄”的特点。具体说来，在现当代的中国哲学研究中，古代的哲学家往往被施之以逻辑的解剖与理论学理化的分析，并以这种理论学理化的诠释作为古人的贡献与今人的理论创新。当然严格说来，古人并非就没有这一层面的关怀与蕴含，但仅仅以这种方法作为工具，其要害却并不在于对古人的理论化诠释(其实中国文化的具体性特征本质上就是一种需要不断加以诠释的文化，正是在不断地诠释中，传统文化及其精神才能不断地展现其生生不息的“日新”面貌)，而在于这种以理论学理化为惟一标准的诠释正在稀释、冲淡并逐步脱离古人具体的人生及其具体的智慧，从而愈益成为所谓纸上谈兵的“理论”。由此以往，虽然我们也善意地加于古人以各种理论方法的诠释与整理，但由于脱离了古人具体的生存实际，因而事实上也就成为一种“说之愈详而失之愈远”的理论，或者干脆就直接成为一种“借古人之酒，以浇自己心中之块垒”式的研究。表现在朱子研究中，当我们需要科学知识时，朱子的格物致知说就成了现代所谓的认识论；而当我们需要深化对对象世界的认知时，则朱子的天理观念也就正好成为我们正在探索的关于天地万物运动发展的普遍规律了。但我们却从来不去反思：这样的诠释是否就是朱子的本意?而朱子当年是否也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才展开其哲学探讨的呢? (责任编辑：nylw.net)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