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进入朱子的思想世界(6)

　　除上述之外，《朱子全书》中所有的思想性内容包括后人的研究也都应当在我们的关注范围。但笔者始终强调一点，即我们并不看重其关于某个观点的分析与论证，而主要侧重于其思路与视角的澄清，并努力将这种思路与视角还原于朱子的人生，还原于其一生具体的学术探讨过程，这也就是笔者所谓“视野的形成”之基本含义。
　　
　　五
　　
　　900多年以前，当张载撰写《正蒙》时，他关于如何能够“定于性”的问题曾与程颢有过一次通信探讨；而程颢的答书也就是理学史上有名的《答横渠张子厚先生书》，或简称为《定性书》。张载的原书今已不存，但张载的问题却在程颢的答书中如实保存下来。今天，通过这一答书，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他们当时论学的大概：承教，谕以定性未能不动，犹累于外物，此贤者虑之熟矣，尚何俟小子之言!然尝思之矣，敢贡其说于左右。所谓定者，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苟以外物为外，牵己而从之，是以己性为有内外也。且以性为随物于外，则当其在外时，何 者为在内?是以有意于绝外诱，而不知性之无内外也。既以内外为二本，则又鸟可遽语定哉?作为关学后学，笔者一直对大程这一答书之“文不对题”颇怀耿耿之情，认为他并没有针对张载的问题。因为在笔者看来，张载的目的“就是要解决人生如何定于性、如何不为外物所累的问题。……张载无疑是从实然的气性之人出发的，是要探讨人如何能够从气质之性反于天地之性(定于性而不为外物所累)，而大程却完全是从本然、应然的角度立论。这对于张载的问题，无异于说只有定于性才能定于性，只有不为外物所累才能不为外物所累”。这一批评性的观点，主要代表笔者10年以前的看法。现在看来，虽然笔者并不一定要为10年前的看法作出检讨，但确实对大程的观点多了些许理解。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对理学而言，“定性”、“成性”的问题本来就涉及人生中两个不同的层面，而在张载的语境中，“性”本身也就代表着超越的层面；而“定性”或“成性”则是一个实然落实或工夫实践的问题。所以，对于这一问题，张载固然是从形下实然的角度发问的，但大程却完全是从应然与超越的角度作出回答的，此笔者所以长期耿耿于怀的原因。但是，如果稍加分析，则此问题并非就没有超越与应然角度的根据，也并非就没有从超越角度回答的必要性。因为如果这一问题根本就没有超越维度的根据，那么其作为问题也就全然成为一个或然性的问题了；如果此问题确有超越维度的根据，那么其最直接的回答也就应当是一个“自反”——所谓从根本上自觉的问题了。大程的答书实际上就在强调“自反”的重要性：如果对这一问题能够从根本上“自反”，那么所谓“动静”、“内外”，自然也就成为一个如何贯通与如何统摄的问题了。当然反过来看，张载的问题也并不因为大程的答书就丧失了它的意义，其意义就在于，必须承认在实然资质与工夫进路上的凡圣之别；如果没有对这一点的充分自觉，那么人往往也就会沦落为以圣贤自居了。
　　今天，当笔者重提这一近千年前的公案时，当然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说，在“定性”或“成性”的问题上，张载与大程原本就代表着两种不同的视角。张载的视角无疑是理学的修养工夫论所必需的，因为其问题本身正是将“定性”或“成性”的问题作为实然发生之工夫修养的指向来追求的。从实然发生的角度看，从不能“定于性”到能够“定于性”也必然包含着不尽的工夫次第，这正是所谓实践追求与变化气质之功；而其所谓的“定于性”，也必然是在实际生活中应事接物的“定于性”而不仅仅是所谓理论思辨的“定于性”。但从大程的角度看，能否“定于性”，却绝不仅仅是一个所谓外在机缘所能凑泊的问题，而必须从本体、本根上悟入，从而才能真正提振起一种“本体工夫”，是即所谓对人性的根本觉悟或根本自觉。在这里，大程的思路其实也就是孟子所坚持的“几希”之辨，而理学家所公认的“人禽之辨”，也必须要从根本上认得清、站得定；如果在这一根本出发点上搞因缘巧合、机缘凑泊之类，那根本就是不能“定于性”也无法“定于性”的表现。所以在这里，能否“定于性”恰恰成为其主体是否真正“知性”的表现。相对于张载的工夫进路而言，大程所提撕的恰恰在于“从本体上悟入”或从根本上觉悟；而相对于大程的答书，张载的问题及其意义则在于从道理上、原则上的“知性”到真正能够“定于性”、“成于性”所必须具有的工夫次第之过程性与渐进性。笔者之所以重提这一公案，就是想借以说明理学中两种不可或缺而又相互补充的不同人路一本体悟入与工夫践行、工夫渐修式的入路；如果借用今天的语言来表达，那么也就可以说是超越的分解与实然之发生两种不同的把握途径。在根本的原则性的问题上，我们固然需要超越的分解，需要作出原则性的决断；但如果转向历史，转向思想发生的历史实际与具体过程，则又必须以实然之发生与主体之自觉追求为基本方法。如此两种方法的并用，庶几能够揭示出前人哲学视野的真正形成。
　　如果以这两种不同的方法对应于笔者的这一研究，那么也可以说，以上所论基本上都属于超越的分解，属于原则性的判断；而下面所要展开的，则属于实然之发生，因为对我们而言，所有这一切首先都是发生于历史和思想史中的既定与真实。所以，对于以上超越的分解或原则性的判断，我们也必须落实以思想史发生的具体与实际。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如实地揭示出那个在历史上发生着、生成着的朱子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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