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知识界的“南北问题”(5)

　　庚款兴学的运作过程，通过这一南北合作的形式表现出来，隐藏其后的本质，则是民国期间极为宽松的人才流动机制和良好的学术氛围，以及在这一优良环境中几代少壮派学人的卓绝努力。正是这一努力，两三代学者的共同努力，使得中国知识界出现了世所惊羡的“黄金十年”，营造了新型的知识共同体。可以说，在这一南北问题表明，1920年代后知识界之转型与崛起，关键之一便是上述一大批以清华庚款生为核心的留学生，其对知识生态影响极大。这在先后成立的一批南北名校就可看出，北大、东大如此，后起的名校如清华、武大、中山、浙大、南开、厦大等，相当一部分行政骨干都是留学生，几乎大部分均为庚款生，其学术骨干就更是如此[44]。
　　1930年代中期（即清华改大后十年内）为止，当大半庚款生学成归来之际，后起的中大、清华等亦成为世界名校。日后数十年北大、清华、中大、武大、浙大、南开、厦大等南北名校的相当一部分校长、院长、系主任都将在这批庚款留美生中产生。这可能是中美双方当初的主事者都始料未及的。
　　
　　五、仅仅是因为人才吗？
　　
　　1872-1949年间，中国留日学生约10万，留欧者略多于2万，留美者约1.8万，合计约14万；获海外硕士博士学位者仅六七千人；而14万人中供职于教育界者并不多。到1928年度为止，由欧美学成归国相当一部分是留日派，欧美派只有二三千人，其中庚款生约有千人[45]；入高教界的欧美派也只有1190人，其中庚款生300左右，占1/3弱。截止留欧美生已大规模归来、南北大学普遍崛起的1930年，各类型归国留学生中真能参与一线工作者不会超过5万，其中相当一部分还托身于政界、业界和外交界，供职于知识界者并不太多，在高校的就更少了（尤其是留日生中相当一部分已淡出高校）。此类中青年文化人，大概只有4000人左右[46]。其中真正学术转性的是留美留欧生，最多在2000左右，即便加上无留学背景的一线学者，也不超过3000人。相对于拥有4亿多人口、百余所高校和6000左右的大学教师规模来说，这实在并不充裕，何况不少各校之间资源占有并不均衡。然而，正是在此极其有限的师资条件下，不仅东大和清华得以崛起，其他名校也都如此；便是1931年后胡适为振兴北大所延名师中，多半亦是留学生。
　　但是，要在短期内使南北大学全面崛起，各个学科全面铺开，仅有人才就足够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20世纪后半叶中国知识界完全没有理由不取得更卓越的成就。但事实恰恰相反。因此，此处显然另有奥妙。奥妙在于庚款生吗？未必。庚款生的存在，仅仅是为极其活跃的中国知识格局的出现提供了一个可能。仅有此，还远不足以涵育一个成型的、庞巨的知识共同体，更不足以保证一个有活力的知识共同体成为“现实”。那么，这一“可能”是如何成为“现实”的呢？如此少量的知识精英支撑了如此多量的大学体系、如此庞巨的知识共同体，原因究竟何在？其关键，或在于高效率的人才流动。终民国之世，人才流动极其普遍、极其自由，绝大部分教授都一直在不同大学间巡回流动。
　　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就有派系。派系斗争是正常的，不可避免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消除派系，而在于如何使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不致学人乃至整个共同体的创造力。而人才的流动，乃是缓解派系斗争、优化资源配置的最佳渠道。通过必要的流动，“从精神到物质，他们总能较长时间地保持最佳状态”[47]。
　　师资流动只是表象，究其实质，乃是资源流动。而这，在体制层面，需要更具体的支撑。院校之间的流动，关键因素有二，经济保障与制度依托。所谓“制度依托”，举其荦荦大者有三：一是大学制度。此中有核心意义的是薪给制度、聘任制度与晋升制度。二是社会制度，主要是民政制度方面，有迁徙自由，无户籍管制；无“单位制度”，有流动空间。单位制具有全能性、连带性、依附性和单向性的特征。若在本单位一旦失意，其处境将很被动，故“成了单位中人，只有拼命向上”。三是知识共同体制度。如果说大学制度和民政制度还是相对有形的话，那么知识共同体制度则相对无形、相对较“虚”。特值得注意的是，民国时期的这一知识共同体乃是多中心的。自东大在1920年代勃兴后，知识界无论是院校、学派还是文化人，都不止有一个声音、一个中心，没有“定于一”，没有“一言堂”。这才真正印证这其时知识界“兼容并包”之气度与涵养。
上述三种制度都极其弹性化、人本化，三者合力，创造尽可能优异的条件，不拘一格降人才，而非“一格一格降（xiáng）人才”。正是它们，在相当程度上促成了师资流动，促成了现代大学的普遍崛起。
　　
　　六、仅仅是因为制度吗？
　　
　　几乎所有相关研究者都无一例外地强调民国大学制度之优良。这诚然是不错的。但这仅仅是因为制度吗？我们知道，社会之本乃是人，再好的制度都需要人来创设、执行和完善。因此，与制度同样重要的，是与此相关的一批人。
　　事实上，晚近文化之鼎盛，与人才和与制度有关，亦与社会结构有关。在梳理现代文化谱系、解读其知识生态政治生态时，我们发现其时存在着一个特殊群体，此类人横跨知识界和政治界，在政学两界均极有根底，此即“两栖人”（甚至多栖人）。它是知识共同体与政治共同体交叠的“政学结合部”的产物；而其一旦产生，又反过来庇佑这一共同体。究其来源，主要有三：当局的高层文官；名牌文化组织（含机关团体、传媒）的负责人；某些虽无要职但人脉深厚的著名知识界公众人物。当然，其中也有交叉。所有高层文官、大学校长和科研院所的负责人，几乎同时也是名教授，如蔡元培、章士钊、蒋梦麟、朱家骅、黄节、朱经农、查良钊等名教授便是教育部长、厅长出身。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系统，是以名教授为骨干搭建起来的（如先后担任蒋介石贴身秘书的罗家伦、蒋廷黼便都曾是清华历史系主任）。
　　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名录。此中人物甚多，看似繁复，实则有脉系可循。大致说来，司法系统、教育部属于北大的势力范围，代表人物如蔡元培、罗文干、王宠惠、胡适、王世杰；中央研究系统亦几乎是清一色北大执印，前六任院长蔡元培、胡适、朱家骅、王世杰、钱思亮及吴大猷，均乃自北大一脉相传[48]。外交系统的几百名中高层人物中，几乎是清一色的留洋生，而清华出身者则以其外语优势大显身手。可以说，民国的文官体系，是建立在名教授从政的基础之上的。应当承认，此类学者从政、文人出位的现象，在当时并不完全是点缀，而多少有某种程度的实质意义——解放战争时，毛泽东从当局大量的要员中亲自圈定了国民的四十三名战犯，其中，相当一部分即是知识界人物（张群、王世杰、张厉生、王云五、翁文灏、朱家骅、左舜生、吴鼎昌等）。此举本身恰恰表明：文人学者在国民政府中（体制内）有着相当的实力和地位。确实，和一般的职业官僚或武官相比，此类文官有其先天的不足，但亦有其独特的优势[49]。他们横跨政学两界，形成了无形而巨大的能量系统和权势网络。可斡旋上下、调和左右，争取物质支持和政治空间。他们虽然涉足政治界，但仍不失其文化人的眼光与情怀，谙熟文化，尊重文化人，可以为知识界谋福祉。当局的这个“学者集团”在政学两界间纵横捭阖、斡旋冲折、缓冲润滑，为知识界保航护驾。 (责任编辑：nylw.net)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