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文献参考：南宋出版业考述(3)

   （二）私家出版业
　　私家出版是指私家和个人出资校刻图书，包括私宅、家塾和书棚、书坊、书肆、书籍铺等，通常称为家刻或坊刻。书坊是古代卖书兼刻书的店铺，是一种具有商业性质的私人出版发行单位，古代称书肆，后来也被称作书林、书堂、书棚、书铺或书籍铺、经籍铺和书坊。其实以往版本学上刻意与坊刻分列的“私刻”，除了标有“某家塾”、“某宅”等字样外，与坊刻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本文就把它们归为一类。
　　宋代私家刻书的规模有很大发展，地域分布广阔，刻印数量也大。有些书坊专门接受委托雕印业务，刻印和售卖书籍。有的书坊拥有自己的刻工和印刷工匠，并聘人编辑新书，印刷出售。还有的坊肆主人本身就是藏书家，而且兼事编撰、刻印、售卖业务，集编撰、出版、发行于一坊一肆之中。
　　书坊刻书内容十分广泛，所刻既有文人学子必需的字书小学、经史文集，也有供平民日常应用的农桑医算、类书便览。其中的诗歌、小说、评话等民间通俗文学作品有很高的文学和史料价值。杭州中瓦子街张家书铺出版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现存宋人平话小说中最早的刻本。
　　（三）民间出版业
　　民间出版介于官府出版与私家出版之间，它们所刻书的投资有的既非公帑，亦非个人私家之钱，而是靠民间集体的力量集资刻书，如某些寺院、道观、祠堂等，用募捐或家族积累所刻的书，书院刻书也应该归于这个系统。宋代书院基本属于私学，即使官办书院也多依赖民力。书院性质决定书院刻本与官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而更接近于民间刻书。
　　二、出版业分布大部分地域，形成了杭州、福建、四川三大出版中心
　　宋代的刻书出版业，适应着政治和文化的需要，伴随着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逐渐兴盛发达起来，出现了许多刻书机构、单位和个人，刻书地点遍及全国。宿白《南宋的雕版印刷》，以现存南宋印本为依据，对南宋雕版印刷的地方特征和刊工的活动等作了初步探讨。1宿
　　白曾对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尤袤《遂初堂书目》、赵希弁《郡斋读书志附志》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四种南宋著名的私家书目著录的刻本书的刊印地点做过统计，晁、尤二目著录的刊地合计不足20，赵目超过30，陈目更超过60。《直斋书录解题》共著录图书3096种，标有刊地的175种版本仅占其中的5%强，统计出这60余个刊地，已遍布南方大部分路、州。2张秀民考得南宋刻书之地近200处，在《南宋刻书地域表》中列有183处。3张秀民《南宋刻书地域考》，对南宋两浙路的临安府、绍兴府、明州、婺州、严州、湖州、平江府，江南路的建康府，四川的成都府、眉山，福建路的福州与建宁府的建安、建阳等地的官府、书坊刻书概况作了论述。4
　　1、两浙路
　　两浙路的刻书出版业非常繁盛，这是与该地区的地位密切相关的。两浙地区生产发达，经济繁荣，是南宋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学术繁荣，人才辈出，《宋元学案》载南宋两浙状元共23人（南宋状元总数49人）居首位，福建13人居次。据《宋史·宰辅表》统计南宋两浙先后有23人任相，比第二位的福建9人远多。5南宋两浙学术文化的繁盛，为图书市场提供了巨大的读者市场，有力地促进了刻书业的发展。大量人口迁入，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大批劳动力，也带来了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使得南方优越的自然资源得到较为充分的开发和利用，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的发展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而两浙地区盛产纸张，使得刻印书籍可以就地取材，更加促进了刻书业的发展。
　　南宋都城临安有刻书的传统，而且质量上乘，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北宋监本刊于杭者，殆居泰半。”6宋室南迁杭州之后，大批刻书工匠南迁。宿白统计，大约孝宗以后，约12世纪末叶临安府刊刻《仪礼疏》时，使用了160余人的刊工。而大约同时，绍兴府刊刻分量较多的《毛诗正义》用了30多人的刊工，湖州刊刻版数差不多的《北山小集》用了27人。7
　　两浙地方刻书地区有临安和绍兴、吴兴、台州、衢州、婺州、明州、平江府、镇江府、湖州、严州、台州、象山、余姚、括苍等。其分布地点不但有各州府、军的所在地，也有偏僻的小县。南宋时期刻书出版在两浙地区得到普遍发展。
　　2、福建
　　南宋时期，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南移，福建地位提高，移民的大量涌入，特别是海外贸易成为重要支柱，福建经济繁荣，已跻身于国内发达行列，这为文化发展提供了直接有利的物质条件。特别是发达的福建教育，官学与私学成为推动文化发展的基础力量。“宋代福建官学（学校）教育出现的一个奇迹就是各州县建立学校达100%，而同期全国各路县学设立的比率仅为44%。”8这是福建在两宋掀起三次兴学高潮后的结果，《文化的地理过程分析：福建文化的地域性考察》图2.1“两宋时期福建学校教育地域扩展分布图”，展现了宋代福建学校地域扩展过程的连续画面。第4幅图是南宋所建学校的情况。这一时期建学最主要的特色是福州的不少偏远小县也相继建立学校，有的县刚建成不久便有官学的兴建。原已建立但因处于文化积累较薄弱的边远或过渡地带的一些县学，此时期也得到进一步完善。官学教育的完善对福建私学有重要的榜样和启示意义，社会风气成为支撑私学发展的主要动力。私学与官学共同稳步发展使教育得以深化，私学在数量和质量上为州县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福建在南宋时期人才荟萃，文化高度繁荣。“各种统计不断说明两宋福建人才的涌现与文化地位的显赫：《宋史》所列《儒林传》和《道学传》中闽人17位，居全国第一；‘福建出才子’列为全国第一；两宋进士总数约为28900多人，福建占了近五分之一，居全国第一；《宋元学案》立案学者988人，福建178人，居全国第一；《宋史》闽人位宰辅之职，居全国第三位；《全宋词》福建北宋词人14人，居全国第六位，南宋词人63人，居全国第三，若以著名词人而论，福建29人，亦居全国第三位；《宋诗纪事》福建诗人128位，居全国第二位……至于宋代文献言及福建文化之盛，更是接踵而至，‘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甲于天下’；‘今世之言衣冠文物之盛，必称七闽”，以至朱熹慨然叹曰：‘天旋地转，闽浙反居天下之中。’”1

   福建采用麻类造麻纸，楮树皮造楮纸，麻藤造藤纸，竹子造竹纸。“竹穰、楮皮、薄藤、厚藤，凡柔软者皆可以制。竹纸出古田、宁德、罗源村落间，楮纸出连江西乡，薄藤纸出侯官赤岸，厚藤纸出永福。”2其中楮纸和藤纸是印书的优质纸。福建竹子资源广布于各县山区，竹子出产丰盛的县多达二三十个，如闽北的浦城、崇安、松溪、政和、建瓯、建阳、邵武、泰宁、建宁，闽中的永安、沙县、南平、尤溪、古田，闽西的明溪、连城、清流、宁化、长汀、上杭、武平、永定、龙岩、漳平，闽东的罗源、宁德等产竹都较多。造竹纸所需的原料如石灰、胶汁等易制易得，丰富的原料和辅助材料是福建竹纸得以兴盛的物质基础。造纸业的发达，使刻书可以就地取材，满足需求。福建竹纸的质量在北宋时还很成问题，3南宋以后质量大大提高，建阳麻沙本均采用邵武、三明、延平诸地所产的竹纸。而建阳在南宋一跃成为三大刻书中心之一。 (责任编辑：论文发表网)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