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文献参考：南宋出版业考述(4)

　　教育的兴盛，扩大了对图书的需求，为福建的书籍销售扩大了市场，促进了福建刻书业的发展。建安是南宋重要的刻书中心之一。清叶德辉说：“夫宋刻书之盛，首推闽中，而闽中尤以建安为最，建安尤以余氏为最。”4南宋时期建安不仅坊肆刻书繁多，漕司和郡斋都刊刻书籍。福建官署印书，除福州、建安、泉州这些地方外，宁化、临汀、莆田、福唐、怀安各县，或郡斋，或学宫，都刻印过不同数量的书籍。
　　3、江南西路和江南东路
　　江南西路盛产的竹、麻、葛等农产品，都是造纸的优质原料。南宋初期，洪州曾经上供纸张达85万张，“依例分下分宁、武宁、奉新三县收买解州装发。”5抚州的萆钞纸也非常有名，《癸辛杂记》中记廖莹中刻书事云：“《九经》本最佳……以抚州萆抄纸、油烟墨印造，其装褫至以泥金为签。”6廖莹中选纸独重抚州萆钞，可见此纸胜于他产。造纸业的兴旺为刻书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另外，当时江南西路教育兴盛，书院、书馆遍布，读书人多，文人交往频繁，这也刺激了刻书业的发展。
　　北部的隆兴（今南昌），自古以来就是江西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南宋时期是江南西路的治所。东部的抚州刻书种类多，质量精，其中抚州公使库的刻书最为著名。淳熙四年（1177年）抚州公使库召募两浙和本地高安国、高安道等30余名雕刻良工来刻印《六经三传》，是江西较早一次雕印大工程，所刻书籍极为精审，被历代藏书家奉为至宝。除隆兴和抚州外，临川、袁州、吉州、九江等地官府也都刻书。
　　江南东路位于两浙的外围，在雕版之始深受两浙的影响。乾道年间（1165—1173年）当涂姑熟郡斋所刊的《洪氏集验方》、《伤寒要旨》等医书和淳熙三年（1176年）广德桐川郡斋所刊的《史记集解索隐》主要依赖浙工，1宋孝宗以后，江南东路的雕印业发展很快，如淳熙七年至嘉泰四年（1180—1204年）池州所刊刻的几部书，两浙的刊工已经很少，绝大部分是本地刊工。江南东路官府刻书范围也很广，包括建康、宣州、信州、池阳、姑熟、当途、新安等地。
　　4、四川
　　四川自古有“天府”之称，经济、文化素称发达。唐末黄巢起义后，全国政治、经济中心移向成都。加上蜀地木材资源丰富，盛产纸张，自唐以来四川的印刷业就在全国居领先地位。后蜀宰相毋昭裔曾经刻过《初学记》和《文选》。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命宦官张从信在成都刻《大藏经》5048卷，历时12年，不仅带动了当时的印刷业，而且为当地培养了大批刻工和印刷工。
　　南宋时期，绍兴十四年，“井宪孟为四州漕，始檄诸州学官求当日所颁本。时四川五十余州皆不被兵，书颇有在者，然往往亡缺不全。收合补缀，独少《后魏书》十许卷。最后得宇文季蒙家本，偶有所少者，于是七史遂全，因命眉山刊行。”2“七史”即《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和《周书》。顾廷龙认为，“蜀刻的中心由成都移向眉山大约就在这个时期。”3
　　宋宁宗庆元五年（1199年），成都学署雕印《太平御览》1000卷，动员刻工140余人，规模之大可以想见。蜀刻本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唐宋名家的诗文集。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说：“大抵蜀刻唐六十家集，多异于他处本。”蜀刻唐人集有每半叶11行、12行两个系统，11行本为北宋或南北宋之际所刻，南宋初到中叶，变成12行本，传世的有孟浩然、李长吉、郑守愚、欧阳行周、皇甫持正、许用晦、张承吉、孙可之、司空一鸣等，还有孟东野、元微之、刘文房、陆宣公、权载之、韩昌黎、张文昌、刘梦得、姚少监等残本流传。眉山、成都成为四川的主要刻书中心。
　　5、其他地区
　　淮南路的官方刻书多在东西两路的路治扬州、庐州（今合肥）及舒州、高邮几个地方。从《书林清话》所载书籍看，扬州州学、庐州州学、舒州公使库、高邮郡庠都刻过书籍。
　　荆湖南北两路刻书地包括潭州（今长沙）、江陵、鄂州、全州、沅州、沔阳、邵阳等。
　　潭州，自唐以来，就是我国中部地区南北交通要道。王阮《代胡仓进圣德惠民诗》云：“乙卯（绍兴五年，1135年）饥荒后，长沙富庶全，纪年四十载，斗米二三钱。县县人烟密，村村景物妍。朱蹄骄柳陌，金镫丽花钿。”4南宋时潭州不但经济繁荣，而且文风昌盛，著名理学家张轼、朱熹都曾在岳麓书院主持过讲学活动。刻书形成一种风气，如潭州州学于乾道二年（1166年）刻印了胡安国编集的《二程文集》十五卷，淳熙、庆元（1174—1200年）年间又先后刊行了《程氏遗书》二十五卷和《程氏外书》十二卷，流传广泛，对程朱理学在湖南乃至全国的传播发挥了相当显著的作用。潭州州学刻印的经籍，还有易、书、诗、三礼、孝经、论语、孟子、春秋三传等。
　　鄂州处在川、浙之间的长江中游，和川、浙的交通极为便利。两浙和成都附近的雕版印刷业发展迅速，鄂州刻书业在很大程度上受着川、浙影响。鄂州在南宋也是纸的产地之一，其中蒲圻生产的纸，质地匀称，“厚薄紧慢皆得中，”5是较有名的产品。鄂州公使库于淳熙十四年刻《花间集》十卷。
　　总之，至南宋后期，刻书出版业在各地已遍地开花，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和造纸业发达的地区，如两浙、福建等地，刻书量和刻书点比较多，相应的偏远地区、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如广南东路、广南西路等地区，则刻书量和刻书点比较少。张秀民《宋孝宗时代刻书述略》对当时刻书地域分布有详尽考述。6
　　三、刻书数量巨大，品类繁多，四部皆有
　　雕版印刷术的发展，为南宋出版业的兴盛提供了技术上的保证，不论是旧籍还是新著，均得以大量且迅速地繁衍传播，既增加了图书的数量，丰富了公私藏书，又刺激了人们著书立说的积极性。由于宋版书佚失严重，尽管学者们做了种种努力，如编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现存宋人别集版本目录》、《宋人别集叙录》、《宋人总集叙录》，要想统计南宋刻书总量实际上已经不可能做到。
　　现在能做的，主要就是通过史志目录、通过南宋的公私藏书，从侧面角度来一窥南宋的刻书量。
　　靖康之乱后，宣和馆阁之储，荡然靡存，南宋
　　移都临安后，乃建秘阁省，颁献书之赏，在全国搜访佚阙，于是四方之藏，稍稍复集，日益以富，“当时类次书目，得四万四千四百八十六卷。至 (责任编辑：论文发表网)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