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杨士奇“举三事”说质疑

否定革除说，而是考察其说形成的历史过程，认为建文四年七月壬午朔明成祖“今年仍以洪武三十五年为纪，其改明年为永乐元年”的诏令，“并未尝有革除字样，即云革除，亦革除七月以后之建文，未尝并六月以前及元、二、三年之建文而革除之也。”后来纂修实录时，“第儒臣浅陋，不能上窥圣心，而嫌于载建文之号于成祖之录，于是并一无号之元年书之史”，“使后之读者彷徨不得其解，而革除之说自此起矣。”因此，他的看法是：“夫建文不革于成祖，而革于传闻；不革于诏书，而革于臣下奉行者之文。”这是明确地否定明成祖的革除责任，而将之归于儒臣与后世史家。大致同时期的青年史家潘柽章的看法与顾炎武就有些不同，称：“然则革除之名何自起耶?曰靖难之后，法禁其严，士大夫既不忘建文之旧，而又不敢察察言故。口传笔记，或称革除君，所谓名以义起者耳。至弘治中，修《会典》，始俨然以革除纪年，要其所缘起者旧矣。故谓成祖未尝有革除之名可也，谓未尝有追改之实，不可也。”以明成祖无革除之名，但有追改之实，后世称革除君，是“名以义起”。应该说，潘氏的分析是洞幽烛微，实事求是，切中要害的。朱棣当上皇帝后，从感情上及不愿背负夺位之名方面考虑，均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皇位来自于建文帝，而只会承认来自于父皇明太祖，故而即位当年就下令“今年仍以洪武三十五年为纪”，并称“幼冲”、“建文君”，但是，朱棣自称“清君侧”、“周公辅成王”。又不能公然废黜建文帝来坐实自己的篡位之名。这就使他陷入了既不愿承认建文帝的身份、也不便废黜的矛盾之中。永乐或宣德时所修史书，或以洪武纪年，或称元、二、三、四年而不用建文之号；或称允坟，或称建文君。这种奇怪现象造成后世史家认为建文朝遭到革除。由此可见，如要完全撇清朱棣与“革除”的关系，甚为不妥，他应为“革除说”负一份责任，但是，从礼法上说，朱棣既然未公开下诏废建文帝为庶人，也未亲口称过庶人，那么，称建文帝为庶人就是没有法理依据的，是不正确的。
　　不过，历史上确有称“建庶人”者，但非建文帝，而是另有其人，即建文帝少子文圭。朱棣兵马入南京时，文圭年仅二岁，此后长期被幽禁，李贤作于成化二年前的《天顺日录》，谓英宗复辟以后，怜悯无辜淹禁的建庶人，将其释放，安置风阳居住，“时庶人年五十六、七矣……庶人人禁时方二岁，出见牛马亦不识。”写于成化年间的《明英宗实录》亦载此事，称“建庶人等自幼为前人所累，拘幽至今五十余年”””。显然，两书所指的建庶人就是建文帝少子文圭。
　　关于《明史》的此一错误，清人杨椿曾予指出：“建庶人者，建文帝少于文圭。天顺《实录》元年十月释建文君子孙安置风阳，敕曰：‘建庶人等自幼为前人所累，’前人即建文帝。明代君臣未有称为建庶人者，即成祖诏敕，亦称建文君，未有庶人之号也。”，“杨椿之辩大体是正确的，但谓“明代君臣未有称为建庶人者”，却不准确，如前所述，宋端仪与祝允明即以此相称呼。另外，需要指出，《明史》卷一一八《诸王传》三又称：“惠帝二子……少子文圭，年二岁，成祖人，幽之中都广安宫，号为建庶人。”《明史》两处，认识不一。显然，《诸王传》的说法是正确的。
清官修《明史》卷一一三《仁宗诚孝张皇后传》称：“(张皇后)正统七年十月崩。当大渐，召士奇、溥人，命中官问国家尚有何大事未办者。士奇举三事，一谓建庶人虽亡，当修《实录》。一谓太宗诏有收方孝孺诸臣遗书者死，宜弛其禁。其三未及奏上，而太后已崩。”笔者在对明建文史的研究过程中，发现该段材料有两处史实错误，现有的《明史》考证文章与论著均未见涉及，故不揣谫陋，试予考述之。
　　其一，杨士奇果“举三事”吗?
　　首先需辨明噬明史》所记“举三事”之来源。此事在明中期后大量的私家史著中多有述及，如嘉靖时陈建的《皇明通纪》，1，嘉、万时雷礼的《皇明大政记》C2)，万历时薛应旗的《宪章录》”’等等，但此类著作尚非其源头，最早记录此事的应为正德时祝允明所撰之《野记》。其曰：“皇后大渐，召三杨于榻前，问朝廷尚有何大事未办者?文贞首对有三事。其一建庶人虽已灭。曾临御四年，当命史官修起一朝《实录》，仍用建文之号。后曰：‘历日已革除之，岂可复用?’对曰：‘历日行于一时，《实录》万世信史，岂可蒙洪武之年以乱实?’后颔之。其二后亦首肯。其三方孝孺得罪已诛，太宗皇帝诏‘收其片言一字，论死’。乞弛其禁，文辞不系国事者，听令存而传之，后默然未答。三公即趋下，叩头言臣等谨受顾命，遂出。””’将该段话与《明史》相关部分比较，可知《野记》内容详尽，而《明史》文字简洁；《野记》谓“召三杨”，《明史》则变为召士奇、溥二杨；《野记》置无具体内容的“后亦首肯”之事为第二位序，《明史》则变为“未及奏上”的第三事。另外，《明史》还删掉了《野记》中张太后对杨士奇奏对“颔之”、“首肯”的字样。这大约因为在张太后身后，实际上并未有如杨士奇所举为建文帝修《实录》等举动，若称“首肯”，其与实情矛盾，并曝显英宗不奉懿旨之不孝，所以，《明史》改写时就删掉了。
　　《野记》所载杨士奇对“三事”阙如的一条，内容为何?据万历时张朝瑞《忠节录}，为“或曰请谥为神圣皇帝””l。祝允明是弘治、正德间著名文士，殊非史家，《野记》卷二自谓：“允明幼存内外二祖之怀膝，长侍妇翁之杖几，师们友习，崇论烁闻，洋洋乎盈耳矣。”“’《野记》一书即据传闻而写成。既是传闻，就不可高看其史料价值。嘉靖时著名史家王世贞批评此书“轻听而多舛”，称“其人生长阊阎间，不复知县事，谬闻而述之，若枝山《野记》、《翦胜野闻》之类是也””1，嘉靖时，因写《皇明通纪》而开此后明当代史编撰之风的陈建，对《野记》所述就持强烈的怀疑态度，谓：“第不知当时果有此言否?窃疑文贞累朝元老，自洪熙来即得君行志，言听计从。使果有此意，何不于仁、宣二祖时言之?直待太后临崩而已，亦耄期倦瘁，乃言之乎?枝山此记，当出于传闻。”陈建从士奇所言时机不宜提出怀疑，并作推断，极为有理。张朝瑞则是从事理上对《野记》所录“三事”进行详细辨析，谓：“张太后遗诏今存，未闻有此三事也。即有之，《实录》何以不书?以失国之君加神圣之谥，尤为不伦，且孝孺集成化时始出。”r’’很短的一段话，就从张太后遗诏未有此三事、《实录》未书、失国之君加神圣之谥不伦、方孝孺文集刻于成化而非正统时四个方面进行了批驳，非常有力。修实录、上谥号是何等大事，万历时朝廷开馆修本朝正史，为恢复建文年号、为建文帝修史，曾掀起了怎样的波澜，朝野议论、史家记载不绝，而正统时张太后等人的这一番重大举动，如真为事实，怎不见朝臣议论、不见史书记载，难道不是太不可思议了吗?可见，祝允明的记载，当据传闻而来，齐东野语之类，非可信矣。 (责任编辑：nylw.net)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