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杨士奇“举三事”说质疑(2)

　　如此，源于《野记》的《明史》之言，也是不能成立的，士奇所举“三事”，当非史实。
　　上面曾提及，《明史》将《野记》的“召三杨”变为召二杨，这有一段小插曲。时《明史》馆臣杨椿曾见过此传的未定稿，原稿所记为召士奇、荣、溥三人，即“三杨”，杨椿见之，大为惊奇，写信给撰稿人，谓“正统五年二月，杨荣请归省墓，七月还朝，卒于杭州道中。张后崩，荣之卒已三年矣，何得与士奇、溥并召也。”’恐此之故。后来的修订稿才将杨荣的名字划去，使得《明史》少犯了一个错误。
　　其二，可称建文帝为“建庶人”吗?
　　由前所引祝允明《野记》的文字，知其称建文帝为“建庶入”。《明史》只是照搬过来而已。问题是，称建文帝为建庶人是否正确?《明史》是正史之一，地位高，影响大，不可不辨之。
　　在中国古代。封藩削爵，国之大事，属于天子的权限，而废天子为庶人，更只是后任天子才有的权力。人所共知。燕王朱棣打着“遵祖制、清君侧”的旗号起兵，多次宣称要效法“周公辅成王”，不论是否真心，为掩入耳目，是不可能公然废建文帝为庶人而贻人口实的；而明代相关史籍，也从未记载过废建文帝为庶人的诏令。所以，称建文帝为建庶人，是不正确的、没有法理依据的说法。
　　虽不正确，却事出有因。朱棣夺得皇位的当年，发布诏令，称“今年仍以洪武三十五年为纪，其改明年为永乐元年”，”。永乐初年修纂的《奉天靖难记》，建文帝在位的四年不用建文年号表示，而是分别用洪武三十二年、三十三年、三十四年、三十五年纪年，并且不承认建文帝的地位，直呼建文帝之名讳曰“允坟”。宣德时修纂的《太宗实录》，纪年用元年、二年、三年、四年的字样，此应为建文纪年，但却刻意隐没“建文”二字，并称“建文君”。正是由于朱棣以及明初官书的态度，引发了明中期后人们对于革除建文朝认知的歧异。
　　弘治时，宋端仪作《立斋闲录》，最早提出革除建文年号和废建文帝为建庶人的说法，称“太宗皇帝既即位，革除建文元年、二年、三年、四年年号，仍称洪武三十二年、三十三年、三十四年、三十五年”，；又谓“建庶人，洪武二十五年九月十三日册为皇太孙”、“建文君废为建庶人”。此后，正德时祝允明《野记》亦称“建庶人”。据笔者的考察，在明代大量的私家著述中，称建文帝为“建庶人”者虽仅此二书，但认为革除建文年号，并称建文君或革除君者，则不计其数，如正德时期有张芹的《备遗录》，、黄佐的《革除遗事》，嘉靖时期有郁衮的《革朝遗忠录》、高岱的《鸿猷录》，万历至明末时有卜世昌、屠衡的仑明通纪述遗》、尹守衡的《皇明史窃》，等等，由此可见，在明代，不少史家持有一个共识：建文朝遭革除，明末清初的考据大师顾炎武，慧眼独具，他不是简单地肯定或是 否定革除说，而是考察其说形成的历史过程，认为建文四年七月壬午朔明成祖“今年仍以洪武三十五年为纪，其改明年为永乐元年”的诏令，“并未尝有革除字样，即云革除，亦革除七月以后之建文，未尝并六月以前及元、二、三年之建文而革除之也。”后来纂修实录时，“第儒臣浅陋，不能上窥圣心，而嫌于载建文之号于成祖之录，于是并一无号之元年书之史”，“使后之读者彷徨不得其解，而革除之说自此起矣。”因此，他的看法是：“夫建文不革于成祖，而革于传闻；不革于诏书，而革于臣下奉行者之文。”这是明确地否定明成祖的革除责任，而将之归于儒臣与后世史家。大致同时期的青年史家潘柽章的看法与顾炎武就有些不同，称：“然则革除之名何自起耶?曰靖难之后，法禁其严，士大夫既不忘建文之旧，而又不敢察察言故。口传笔记，或称革除君，所谓名以义起者耳。至弘治中，修《会典》，始俨然以革除纪年，要其所缘起者旧矣。故谓成祖未尝有革除之名可也，谓未尝有追改之实，不可也。”以明成祖无革除之名，但有追改之实，后世称革除君，是“名以义起”。应该说，潘氏的分析是洞幽烛微，实事求是，切中要害的。朱棣当上皇帝后，从感情上及不愿背负夺位之名方面考虑，均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皇位来自于建文帝，而只会承认来自于父皇明太祖，故而即位当年就下令“今年仍以洪武三十五年为纪”，并称“幼冲”、“建文君”，但是，朱棣自称“清君侧”、“周公辅成王”。又不能公然废黜建文帝来坐实自己的篡位之名。这就使他陷入了既不愿承认建文帝的身份、也不便废黜的矛盾之中。永乐或宣德时所修史书，或以洪武纪年，或称元、二、三、四年而不用建文之号；或称允坟，或称建文君。这种奇怪现象造成后世史家认为建文朝遭到革除。由此可见，如要完全撇清朱棣与“革除”的关系，甚为不妥，他应为“革除说”负一份责任，但是，从礼法上说，朱棣既然未公开下诏废建文帝为庶人，也未亲口称过庶人，那么，称建文帝为庶人就是没有法理依据的，是不正确的。
　　不过，历史上确有称“建庶人”者，但非建文帝，而是另有其人，即建文帝少子文圭。朱棣兵马入南京时，文圭年仅二岁，此后长期被幽禁，李贤作于成化二年前的《天顺日录》，谓英宗复辟以后，怜悯无辜淹禁的建庶人，将其释放，安置风阳居住，“时庶人年五十六、七矣……庶人人禁时方二岁，出见牛马亦不识。”写于成化年间的《明英宗实录》亦载此事，称“建庶人等自幼为前人所累，拘幽至今五十余年”””。显然，两书所指的建庶人就是建文帝少子文圭。
　　关于《明史》的此一错误，清人杨椿曾予指出：“建庶人者，建文帝少于文圭。天顺《实录》元年十月释建文君子孙安置风阳，敕曰：‘建庶人等自幼为前人所累，’前人即建文帝。明代君臣未有称为建庶人者，即成祖诏敕，亦称建文君，未有庶人之号也。”，“杨椿之辩大体是正确的，但谓“明代君臣未有称为建庶人者”，却不准确，如前所述，宋端仪与祝允明即以此相称呼。另外，需要指出，《明史》卷一一八《诸王传》三又称：“惠帝二子……少子文圭，年二岁，成祖人，幽之中都广安宫，号为建庶人。”《明史》两处，认识不一。显然，《诸王传》的说法是正确的。 (责任编辑：nylw.net)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