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飞翔 阴晴圆缺

三十年前，从一九七九年算起吧，恰遇我人生的转折，即以同等学历考上复旦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向黄浦江畔工作了十余年的船厂告别。这一年我也在写作上有惊喜，一篇短文《爱因斯坦与卓别林》 在《文汇报·笔会》版发表，在本埠文学窗口现身，一个文学青年不啻是登龙门了。小文章不怎么地，背后不乏前辈指点。《笔会》主编孟涛是我哥哥的老同学，和我住得近，常去他那里聊天，拿写的东西给他看。另一位是同一条里弄的黄天民老师，原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翻译部主任，“文革”后重操旧业，让我翻译电影资料，其中有《卓别麟传记》，译了刊登在他主编的《外国电影》上，这篇《笔会》上的小文章就是剪角边料了。其实伯乐不常有，何况难得千里马，无怪乎给许多报纸杂志都投稿，病笃乱投药，都石沉大海。
　　硕士研究生报考的是唐宋文学专业，在“文革”中胡乱读了不少古典文学，临到报考，算点肚子里以唐诗宋词为多。那天在厂里收到复旦研究生院来的信，说唐宋专业已经有人，问我是否愿意转到元明清专业。那天不知怎么过的，人生好像放了几部电影，心情由狂喜变成恐惧，怕不是真的。洗手间里没有镜子，不然可见到我的脸，表情丰富得近乎痉挛。
　　步入学府，投手举足满是崇仰与谦恭。导师赵景深是“五四”一代，从创作、翻译到学术无一不专。每个周末到他在淮海路上的家里上课，与陆树崙、李平、江巨荣、马美信等同门师兄听赵老讲戏剧史，有时邀请昆剧演员来清歌一曲，正像一个沙龙，令我感受到“文艺复兴”式的氛围。第二年见到另一位导师章培恒先生，他从日本讲学回来，马美信带我去他家，那种略带古意的谒见，令我印象深刻。章师说研究元明清文学需要懂得外语，才知道我的录取多少沾了外语的光，后来做晚清文学研究，的确用得上。后来带了我的诗稿，还有波特莱尔的翻译稿给他看。那些诗收入 《陈建华诗选》，二〇〇六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我带了一本给章师，他说当年我曾给他看过。章师的记性还是那么好。
　　那时中文系的学风很正，也很朴实，朱东润、蒋天枢、陈子展等一批老先生还在，现在想起沐浴在他们的夕阳光照里，蒙上了一层天宝年间的辉煌。我在饾饤之学的仄径里流连忘返，最初发表的一些文章有关高启或诗界革命，是考证性的，见证了我的耐心细心和坏记性，不知这在多大程度上形塑了我拘谨的个性；但看材料吃饭，不做无米之炊、无根之谈，是从那时养成的习惯。
　　跟章师读书，一开始读《四史》、梁启超《历史研究法》 和 《资治通鉴》。我喜欢带思想性的东西，他似乎有意让我专攻晚清，嘱看陈玉澍的《后玉堂集》作为学期作业。我读得很认真，先把文章编年，然后理出他的思想轨迹，在晚清的背景里给他定位。另一种训练是做晚清文集的书目提要，学《四库提要》的口气。不尽中规中矩，但很实在。在做“诗界革命”的硕士论文时，章师支持我的论点，要求多方搜证。他反复审读稿子，如何组织论据步步为营，前后上下腾挪照应，最后听他的绍兴口音说：“迪记可以敲煞了。”(意谓：这下子可以成立了)，我的心在颤颤雀跃。
　　一九八五年春回到复旦读博士课程，顿觉气氛大变，“文化热”在蔓烧。住进新盖的十七号楼，风声雨声读书声，敌不过楼下的集市声，心事浩茫，气压却越来越低。我们拿多余的粮票去换鸡蛋，用面盆去打啤酒，坐而论道，却满腹牢骚。酒酣耳热之际，只见张汝伦举手挥舞：“去，去斩！”（意谓：去修理他！）当天有个老外的讲座，不论他讲什么，他就连珠炮似地发问、诘难，把他“斩”得血淋滴答。那是老张，也只有他能这样，属于那个时代的天真与横蛮，想起来很爽。
　　那时我是既古板又高调，宿舍的墙上贴着我的大书“彻悟”两字，落款“大寂”，身穿中装，跟着章先生研究明代文学，《洪昇年谱》置于案头，连字斟句酌讲话的样子都有点像他。我写了关于晚明思潮和元末东南沿海地区文化的论述文章，烙上当时“文化热”的印记，也是章师“宏观调控”的结果，亦即在马克思主义“人性”观照下对文学作品重估价值，并加强文学与社会思想之间的联系，织入文化的整体。我写了一篇浅谈他治学方法的文章，发在《复旦学报》上，着重谈如何在文学史研究中把宏观和微观结合起来。这篇文章所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带有当时的语汇，不过现在想起来，章师以“人性”作为批判武器以及辩证思维方面，的确是马克思的。每次见他刮刮抖（意谓：很不安），那种以小学为基础的逻辑推断与论证，如果对文本不熟悉或不思索，便答不上来越发紧张。他鼓励学生多写，通过合写袁枚和李梦阳，从讨论到定稿等于手把手教我怎么写文章。前不久在一次谒见中，他还提起那篇袁枚的文章，说以后可以把它收进我的集子里去。
　　二〇〇九年章先生的新编文学史见世，送了我一套。谈起文学史，他说如果我们社会都上了轨道，文学史就不必写了。这番话不由得令我深思。他在文学史里表现出极强的思辨力和批判性，与一般写文学史所取的姿态迥异，或许归根到底还是马克思“改造世界”的意思。由是联想到“形式”问题的政治性，用考证家的功夫阅读文学文本，也是我当时所受的训练之一。明代前后七子在“复古”的经典外衣下凭借“形式”摆脱“道”的羁绊，那是由具体政治环境所决定的策略。
　　我的关于明代江浙文学的博士论文在一九九二年出版，陈正宏写了一篇书评，发在《复旦学报》上。他谈到文本“细读”本是衍生于考证传统，等于在说到家法了。我们在私下里谈陈寅恪，总觉得前辈典范犹如远山的灵氛，生怕声音一高灵氛就烟散。章师嘱读 《元白诗笺证稿》 和 《柳如是别传》，至今还没个交代处。有一回我说很喜欢《柳如是别传》 的书写方式，他笑言，这不必学，也学不来，如果你这么写，谁来看？为交学期论文，我写了一篇黄遵宪《樱花歌》的考释文章，运用碎片的数据而驰骋“时、地、人”的历史想象，那是一种练习，略表自己对于祖师爷的一瓣心香。文章经过反复修改，其实赋予想象以秩序，历史遂得以重构。
　　
　　一九八八年底来到美国加州柏克莱分校，一到那里就乐了，阳光男女们手中拿着长棍形透明的气球，在校园里推搡笑呼着。原来气球是避孕套吹大的，他们在为“安全性交”做宣传。柏克莱学生向来有反叛精神，越战时以“要做爱，不要战争”的口号名震遐迩。这一带叫“湾区”，天时地利为全美之冠，人文精神和阳光同在。大约为这域外风情所惑了，某天在旧金山的寓所里做了一场噩梦，醒来听到心头啜泣，“回不去了！”这么自语着，便觉得自己像断了线的风筝，悠悠忽忽飘出了窗口，朝桅杆林立的渔人码头飘去。然而即刻又想家了，浓郁的乡愁只能诉之于诗，在《跛钟之声》 和 《无题》中缀拾碎片的古典意象，其实略具装饰的意思。说到底传统也是回不去的，虽然在那里灵魂能获得慰藉；对于现代诗来说也是如此，在本土之根里获得救赎。 (责任编辑：nylw.net)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