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飞翔 阴晴圆缺(4)

　　革命还难以告别。如 《孙中山何时自称“革命党”？》《民族“想象”的魔力》《拿破仑与晚清“小说界革命”》 等文在继续晚清“革命”话语的研究。当初发表的《现代中国革命话语之源》属于“关键词”研究，这样的研究有好些学者在做，的确通过“革命”“社会”“主权”“自由”等新词语来考索中外文化的翻译线路，对于重构近现代中国观念史或思想史来说，首先灌注了对于语言即文化的认识，这相对于过去大而化之的论述是更为实在的。然而我的兴趣在于“文学文化”，更关注文学语言及近现代中国文化重构中感知与情绪的层面。因此像雷蒙·威廉斯式的“关键词”概念不能使我满足，由是产生“文学关键词”的想法，如关于“拿破仑”“乳房”以及最近的“脑”与“影戏”的研究，更涉及明末以来宗教、医学、科学、文学、视觉等话语的翻译与传播，为现代主体的建构勾画出另一幅图景。当然近现代外来词语浩如烟海，这些研究只能算是起步，钻了几个洞眼而已。
　　《革命与形式》一书是研究茅盾的成果，所处理的是他早期的小说，对“革命”话语的研究也延伸到二十年代末。这方面另有《北伐战争与“革命加恋爱”小说》《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 的英文文章。同时在进行周瘦鹃的研究，也发表了六七篇文章，现在要写成专著，还得花一番整合功夫。《民初政治与文学批评功能》 和 《共和宪政与家国想象》 这两篇谈 《申报·自由谈》的文章都有一定的针对性。所谓“鸳鸯蝴蝶派”文学具有娱乐与启蒙的功能，这在学界已有共识，但我觉得仍是不够的。实际上周瘦鹃等人以报纸杂志为公共论坛，实践批评政治的言论自由，另外竭力鼓吹“家庭”即私人领域的建设，这些方面都说明这些人看似“低调”，其实与五四诸公一样，背后都扛着改造中国的现代性方案，只是目标和方式不同。
　　把茅盾和周瘦鹃放在一起特别有意思，习惯上把他们看作一新一旧，在文学史里属于“五四”与“鸳蝴”而分别对待。在《正典生成与语言转折》 与《挖掘被压抑的通俗性》两篇英文论文中，大致勾画了茅盾和周瘦鹃之间的对峙与互动，各新旧文学社团与刊物都卷入了论争，涉及文言与白话、国族与私人空间的想象、学院与商业的文化资本等议题，可见二十年代文坛的混声交响，也体现了印刷资本主义与文学场域的关系。这样的描述能展示文学史的立体有机的景象，也能深入到文学生产、流通及权力机制的问题。
　　近年来晚清民国报刊或印刷文化的研究在国际上蔚成显学，对于人文各学科推动不小，上面所举的几篇也随波逐流，不过 《1920年代“新”、“旧”文学之争与文学公共空间的转型》 这一篇在方法论上更像报刊研究，即不是把报纸杂志作为资料来源，为某个主题服务，而以文学杂志为对象，通过几个杂志的“通信”与“谈话会”栏目做比较分析，从不同文学场域之间的交锋或呼应揭示它们的运作机制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当然也需要有“问题意识”，不然的话也只是罗列现象，就会流于散沙。
　　通过茅盾和周瘦鹃这两人我在尝试一种文学文化的写法，即在政治、时尚、性别、美学等历史脉络中尽量揭示文学文本的丰富复杂的意蕴，并在他们的异同之间质疑“五四”或“鸳蝴”的概念的谬误。大体上就同处而言，两人虽属看似水火不容的营垒，但都在民国印刷文化机制中创作与编辑刊物，在二十年代政治控制相对薄弱的时期，也象征地反映了文学上百花齐放的局面。另外都在争取国家主权独立与民族解放的大叙事里，通俗文学的商业性说到底也加入了救亡与启蒙的交响之中，尽管在程度上有差别。然而两者相异处也很明显，主要在语言上新文学诸公较为一厢情愿地拥抱“翻译现代性”，即以晚清以来输入的“新名词”重建知识体系，倾心于“主义”，因此在语言实践方面多属思想观念的范畴，在文学上也有主题先行的倾向。某种程度这是一种白话单边主义，吊诡的是从知识分子边缘化的过程来看，结果反而被套在“工农兵”语言的政治桎梏中，我想这是值得反思的。 在一九二〇年代的新旧文学争论之后，周瘦鹃这一派与文言画上了等号，成为政治不正确，然而他也不悔改，直至一九四〇年代还在他编的 《紫罗兰》上兼容文言与白话，这种含保守性的“双语”策略在今天看来却合乎“和谐”的理念。他一向以言情小说著称，其文学语言承传了中国抒情传统，这不光是个“风格”议题。如果取一种列文森式的视角来看待这一“抒情传统的现代命运”，与明清世俗文化、文人美学趣尚以及民国公共空间等问题连在一起探讨，在今天全球化境遇里还是很有意义的。
　　开始对周瘦鹃有兴趣，觉得他们那一派长期受压，属于“弱势”族群，难免多一点同情。但现在要研究茅盾也不讨好，其实也变得像王德威所说“被压抑的现代性”了。因此在《革命与形式》一书中调整了批评态度，即把他看作“五四”激进传统的代表之一。这本来不成问题，但近年来所谓“五四”越来越模糊起来，甚至认为根本没有五四传统这样东西。的确，从后设的立场来看，一根红线贯穿在茅盾的文学主张与建树中，一直到“文革”之后他寿终正寝为止。“五四”也有多种传统，对其“激进主义”可见仁见智，但它的传统建构也是历史的存在。因此我在书中一方面正视茅盾的主体性，另一方面把他放在民国的印刷文化的脉络中加以历史化，遂以“革命”与“都市”的双重变奏来描述他二十年代末政治与文学的内在冲突，虽然这有点“修正主义”的味道，但自觉对于叙事口吻的拿捏反而较有分寸。
　　茅盾和周瘦鹃是两个点，但通过这两个点，使我对一九二〇年代的中国有个新的认识。如安德森认为报纸小说对于民族“想象共同体”的现代建构起了关键作用，这理论对现代文学研究产生很大影响。但我觉得在中国场景里，不仅是报纸和小说，还应当包括电影。印刷资本主义不仅推动了民族解放运动，同时中国人也在追随维多利亚式的工业革命的后尘，而在周瘦鹃那一派的文学实践那里，更投注了理想的成分。简言之那种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的历史经验对于认识今日中国有帮助，而两者的互相观照也有利于确定我的批评视角。 (责任编辑：nylw.net)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