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飞翔 阴晴圆缺(2)

　　邀请我在柏克莱做访问的是比较文学系的白芝先生，他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著称于北美学界，亦是《牡丹亭》的翻译者。他问我研究什么课题，我的回答不得要领，其实笔记簿里有不少明清文学的研究课题，也带去了不少卡片，但我心若旁鹜，去历史系旁听魏克曼讲明清史，也开始大口吞吐欧美汉学研究著作，一本本从东亚图书馆借出，抱到该校中国研究中心慷慨免费地复印下来。我更成了马丁·杰伊的粉丝，两个学期的欧洲思想史把我听得如痴如醉，课后在电报街上闲逛，总要去Moe’s旧书店，杰伊教授开的参考书单，在架子上看到，一本要价十块八块的，掏掏腰包买午餐，尽够买一片奶酪比萨。 　如果作为一个自由撰稿者，一边读书听课给自己充电，一边受自然的冲动而写作，倒是不坏的状态。但断了线的风筝也是一个写作的比喻，承受不着落的自由。有人把写作形容为探险之旅，在我充满了焦虑，却也迎来了新的机遇。一九九二年王靖宇教授邀我至斯坦福大学参加清代文学批评的研讨会，我宣讲的题目关于晚清“诗界革命”中“革命”一词的双重含义，以梁启超、胡适为例。在过去所学与日后的研究兴趣之间，是个自然而奇妙的焊接，那时还没有“观念史”的提法，梁启超和“诗界革命”对我并不陌生，只是在探究“革命”的复杂意涵时，愈使我着迷了。
　　海外游荡一晃十多年，熏染于西风的个人价值，但摆脱不了中国人的集体根性。在《旋转木马》 一诗中隔岸呼喊“妈妈”，在急切触摸故国的欲望中，乡愁转向了文化寻根。尤其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命运，充满困惑与疑问，如何在历史中安置自己变得紧迫起来，因此学问的视域也转向现当代中国。在柏克莱东亚图书馆见到一幅张乐平的漫画，画中老百姓欢呼新中国解放，家家户户沉浸在普天同庆的阳光里，遂唤醒我和父辈们的生活记忆，于是做了个关于大陆居民委员会的研究，略有点福柯的空间与权力的理论。
　　一九九一年萌发了“我要读书”的念头，老不小像个高玉宝，大约还是上海人说“作骨头”，要回到体制里才舒服，摆脱不了围城的怪圈吧。申请柏克莱历史系，想投到魏克曼门下，没门。在中国研究中心的鸡尾酒会上，中心主任基德炜是研究中国古代史的，跟我兜来转去的说我已经是个博士，所以就抱歉了，又说对美国人来说这等于是一种“投资”，听出来原来是嫌我年纪大了，回报率不合算。过了数年在一次大学鸡尾酒会上又见到他，知道我将去哈佛跟李欧梵读博士，也没表示惊讶。其实道理很简单，加州大学属公立教育系统，常闹财务赤字，而哈佛是老牌私校，比较阔绰，看来美国人的实用主义不能一概而论。
　　这里要提到在我写作生涯中的重要推手，即李欧梵先生。不光因为他的支持我进了洛杉矶加大，三年后又随他去了哈佛，更因为他为我的中文可惜。那缘自一篇 《狐狸说诗》的小文章，别说我花里胡哨形容那堂课的感受，李先生在课上讲鲁迅的 《野草》，特别是波特莱尔，踩到了我隐秘的过去，复活了我的少年梦幻。文章发表在台湾某报上，我拿给他，他对我刮目相看，彷佛在我的拘谨底下发现了潇洒，觉得可教了。
　　起初他没同意我跟他学现代文学，觉得我是古典出身，放弃了可惜，在这方面发展也有利于我的前途。其实我也很喜欢历史系的艾尔曼教授，兴致勃勃地同他讨论晚明思想文化的研究课题。他对乾嘉考证传统与常州学派的研究，令我惊艳。那种以实证为基础的历史重构、置思想与体制于一炉的文化史方法，尤其是对于政治权力机制的解密性诠释，很合乎我的脾性。后来决定跟李先生去哈佛，还是跟着感觉走，是否因为他天马行空式的浪漫情怀，还是他的无政府主义色彩，也说不清楚，也许出自诗的选择了。
　　那个夏天在李先生的办公室里做了访谈，那是应他的老友傅伟勋之约做一本书，谈他治学的心路历程，数次录音整理成《徘徊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一九九六年由台湾中正书局出版。后来，碰到一些台湾学人说，知道我，是通过这本书。整个访谈十分愉快，听他自述二十多年在美学界的打拼，追踪其跨越历史与文学之交的狐步，谈音乐、谈电影，对我来说更是一餐理论的宴飨。其时北美人文学界风行各种主义，形式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等等不一而足，我进了学院也如入鲍鱼之肆，不由得受其熏陶。所谓“徘徊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是李先生对于当时思想潮流的响应，他不盲从理论大师，却能从善如流，显出他特有的敏感与世故的把握。“徘徊”固然是狐狸风格，然而对于甚嚣尘上的“后现代”取某种保留的姿态，现在看来仍不乏启迪。当他谈到当初在哈佛的求学经历时，言及其狐狸的精神谱系，原来是史华慈老师，即令我心向往之了。
　　大约年轻时蹉跎岁月的关系，考上复旦读研究生觉得像赶上了末班车，也仍会做到噩梦，好像做了什么坏事，老被人在后面追击。这回要去哈佛也是，像好莱坞打斗片中的哈利森·福特，吊住了幸运的末班车，已年近半百了。这方面也没有多想，如果再拿个古典文学的学位或许更稳妥，这样也有点太职业化了，而且我的兴趣也已转向现当代了。
　　《初学哈佛》 一文仅谈及刚到哈佛的印象，前后七年的校园生活这里难以细书。某过来人告我哈佛经验，归结为四字真言：“中规中矩。”确乎这里的学风不鼓励哗众取宠偏锋求胜，而在踏实中保持求新求变的活力。有的学人对于海外汉学不以为然，认为对中国问题隔靴搔痒，此类议论对我没什么影响。有一点我自觉幸运，即不勉强去上自己觉得没兴趣的课，写论文也如此。如韩南先生的两门课，两个学期分别读《海上花列传》 和 《》。那必须初无定见，潜心读文本，讨论班上各抒己见，意义变得多样而不确定起来。这对我冲击很大，却树立了一种文本观念，一种开放的研究态度。
　　读文学无非读文本，读法千门万户，与各种理论有关。那时北美学院的文科讲究理论，流行跨学科课程，索绪尔、巴特、斯特劳斯、福柯等人的理论经典时常端一锅粥。我在洛杉矶选过一门比较文学的理论课，也是这么一锅粥，却没能消化，结果很惨，学期论文差点不及格。在哈佛令人兴奋的是慕名去听大牌教授的课，且多为女将，如芭芭拉·约翰逊(Barbara Johnson)、海伦·梵德勒(Helen Vendler)等，每开课人满为患。听了也是囫囵吞枣，然而熏染久了也有所开悟，好像心知肚明起来。后来我跑到比较文学系和影视系去选课。 (责任编辑：nylw.net)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