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长三角农家收支\净余率与商品率的计量考察(5)

　　
　　表8
　　开弦弓普通农家收入支出状况一览(单位:元)
　　
　　收支名目
　　折合货币
　　合计
　　
　　收入部分
　　稻谷?养羊?贩卖?工薪?养蚕?雇工
　　198.57?22.75?22.82?21.72?80?3.78
　　350
　　
　　支出部分
　　食用自家稻米?市场购买?礼仪支出?房屋修缮?地租开支?田赋缴纳
　　144.62?203?50?10?32?9.43
　　449
　　年净余率-99
　　商品率84%
　　
　　常年状态下,开弦弓农家的年净余为负数,长三角其它地方的乡村,农家收支结果又如何呢?在丹阳县,83.7%的农家年净余率为零或负数(注:张汉林:《丹阳农村经济调查》,江苏省农民银行1930年,第28-126页。)。在句容县,借粮农户数占农家总户数的比重为66.69%,借钱农户数占农家总户数的比重为74.28%(注:张心一等:《试办句容县人口农业总调查报告》,(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年影印本,第153页。)。在无锡第十区,“负债者在百分之七十左右,负债额自五十至三百元不等,近年因天灾及蚕收之关系,负债者较前增多”(注:华洪涛:《无锡一隅之农村概况》,《教育与民众》第3卷第7期。)。在无锡黄巷村,共有农户116家;该村共有佃农71家(有的佃农兼有自耕农的身份),其中,63户欠有外债,1户情况未详(注:钱俊瑞、秦柳方:《黄巷经济调查统计》,《教育与民众》第1卷第8、9期。)。在江宁县化乘乡,平均每家的收入为122.50元,平均每家农场支出、家计支出分别为38.82、181.62元,户均亏损97.94元(注:实业部中央农业试验所农业经济科:《江宁县化城乡农家调查》,《农情报告》1934年3月1日。)。在南京汤山周边249户农家中,自耕农、兼佃农、纯佃农三类农家的年净余率皆为负数(注:孙枋:《南京汤山二百四十九农家经济调查》,《教育与民众》第6卷第1期。)。在上海农村,农家平均年亏欠13.20元(注: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调查部:《上海特别市嘉定区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上海事务所调查室,昭和14年版,附表第15。)。在常熟县,农家平均年亏欠45.88元(注: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调查部:《江苏省常熟县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上海事务所调查室,昭和14年版,附表13。)。在无锡县,农家平均年亏欠2.4元(注: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调查部:《江苏省无锡县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上海事务所调查室,昭和16年版,附表第15。)。在江宁县土山镇,“286农家共借入25,762.88元,每家平均借入数目为90.08元”(注:言心哲:《农村家庭调查》,载李文海等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乡村社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569页。)。据以上调查报告,有理由认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尽管长三角农家的收支千差万别,但年净余率为负数却是不争的事实。基于这样的事实,在民国时期的长三角,不愿变卖土地的农家为了生产和生活,只能忍痛抵押土地举借高利贷,但由于年净余率为负数,抵押土地到期后不得不进一步典当土地、再次告贷,最后绝卖、失去土地(注:见拙作《转型时期英格兰、长三角土地市场发育程度的比较》,《中国农史》2007年第4期。)。上文提到的村外地主在开弦弓村拥有的495.577亩小租田、31.28亩大租田就是一个个案。 由于年净余为负数,农家对农业生产的投资微乎其微。农具方面,如表9,民国年间,已经开始进口国外的先进农业机械,然而这似乎对长三角的农家没有影响。在开弦弓村,如表4,用于技术革新的投资十分少。在长三角其他地方,情况大致类似。在江宁县淳化镇,农具仅限于犁、刀耙、水车、粪斗、斧头、榔头、锄头、镰刀等类别(注:李霹玉:《江苏省江宁县淳化镇农家生产的研究:民国24-25年一百家农家调查的结果》(1938年金陵大学农学院毕业论文,未发表)。)。在毗邻长三角的浙江,农具包括犁、方耙、大锄、小锄、稻筒、手车、脚车、牛车等(注:赵兴民:《浙江省杭县余杭临安于潜四县农具之研究》,(1936年金陵大学农学院毕业论文,未发表)。)。当时的有识之士哀叹道:“清至现在……此二三百年中,我国农具,无甚变化,仍处于停滞状态中。”(注:曾启宏:《中国农具略史》(1937年金陵大学农学院毕业论文,未发表)。)同时,由于净余率为负数,普通农家节衣缩食,很少购买工业用品,致使内需缺乏,新型的乡村工业难以发展壮大。民国25年,开弦弓生丝产销有限合作社拥有资金9386元,属吴江县实力最为雄厚的新式蚕丝企业,名列第二的蚕丝企业——八都信用无限合作社拥有股金420元(注:《调查统计•吴江县合作社社务概况表》,《吴江县政》第3卷第3期(1936年9月)。)。由于缺乏内需,仅靠国际市场拉动,1930年后,年年亏损(如表2)。
　　商品率就是产品总量中商品量所占比重。在开弦弓村,如表8,农家在市场上的支出包括市场购买、礼仪支出、房屋修缮、地租开支,共折合203+50+10+32=295元,再根据表8中列举出的一般农户收入总额350元,可估算出普通农家的商品率为295/350=84%。民国时期,吴文晕先生对国内不同地区的商品率进行了考察,特别强调了长三角高数值的商品率,“中国各地农村商品化程度不同,长江流域大一些,平均约占50%以上,其中长三角更高一些,如浙江定海棉区商品率达到84%。黄河流域旱作区商品率在40%以下”(注:吴文晕:《中国农产品的产销问题》,《四川经济季刊》第2卷第3期。)。以上对开弦弓村商品率的计量数值大致反映了民国长三角农村商品交往的状况。由农家支出的构成看(如表4、表8),这种较高的商品率是在较低的农业劳动生产效率下,农家社会交往负担和土地负担所致。
　　农民自身的发展是乡村社会转型的关键。可以把表4和表8中开弦弓村普通农家常年下的生活消费综合为表10。
　　表10
　　开弦弓村普通农家常年下一年的生活消费(单位:元)
　　
　　食用自家稻米
　　购自市场的食品
　　衣料
　　礼品
　　燃料、灯火等
　　房屋及船上用油
　　合计
　　144.62
　　47
　　30
　　10
　　36
　　20
　　287.62
　　由表10,在开弦弓村,普通农家年度食物支出费用为144.62+47=191.62元,生活消费总支出为287.62,恩格尔系数为191.62/287.62=67%,属于绝对贫困型数值(注: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0.59以上为绝对贫困阶段(见曹立军《区域PRED系统可持续发展判别原理和方法》,《中国环境科学》1998年第18卷)。)。这样,农家在教育方面的投资微乎其微。即使有些农家子弟获得了识字的机会,受教育的年限也颇为短暂,整个乡村还是以文盲半文盲为主。在开弦弓村,“据徐德昌老人的回忆,当时……村上大多数孩子从小就帮助家里打理农活,割草养羊,能够读完小学的人很少,谈不上什么入学率。十来个适龄儿童能经常去上学的不过有三四个,能读完五六年级补习班的就算是很不容易了”(注:周泉奎:《开弦弓村教育状况调查报告1930-2007年》,未发表。)。在长三角其他地区,情况如何呢?在句容县,进过私塾的男子为22000人,占10岁以上男子的22%;进过新式学校的男子为9800人,占10岁以上男子总数的10%。进过私塾的女子500人,占10岁以上女子总数的6.5%;进过新式学校的女子1000人,占10岁以上女子的10%(注:[日]大塚令三:《江苏省句容县人口农业调查报告》,中支建设资料整备委员会,昭和15年版,第11页。)。在松江县,所调查的63户285名农民中,男子124名,女子161名,文盲比率达90%(注: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调查部:《江苏省松江县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上海事务所调查室,昭和15年,第225页。)。在江苏金坛县王母观村,共有学龄儿童163人,求学儿童92人,占全数之57%;求学之年数为两年半(注:冯锐:《江苏金坛县王母观村乡村调查报告》,国立东南大学教育科乡村教育及生活研究所,第23-24页。)。以上材料表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以开弦弓村为代表的长三角地区,普通农家绝大部分收入用于填充肚皮,没有能力或者很少有能力供应子女学习文化知识,自身的发展无从谈起。 (责任编辑：nylw.net)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