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文学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及其成因

     自西晋灭亡，南北分裂，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南、北文学也各自延展出不同的发展轨迹，艺术风貌渐见差异。《隋书·文学传论》总结说：“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1这番对比是就双方优长而言的，持论比较平和中庸，实际上也道出双方文学各有其偏至：北方文学偏于粗犷质直，南方文学偏于柔弱华靡；北方文学欠缺文采修饰，南方文学特重艺术形式。晋室南渡之后，礼乐文物播迁江南，且江南政权虽然四易其手、历经五朝，政治环境整体上相对稳定，经济文化获得较大发展，文学水平也一直为北方所远不能及。自北朝历隋、直至唐代初年，南方文化和文学长期令北方士人望风披靡、追摩仿效。但在唐代初年的文坛
　　上，明显出现一种矛盾现象：作家写手们在理论上把南朝文学作为“亡国之音”痛加批判，而在创作实践上却又追随南朝文学的轨辙亦步亦趋，甚至踵事增华。对南朝文学既爱且恨的矛盾在这一历史阶段表现得非常普遍，究其根本原因，应当在于文学自身发展的延续性与重大社会变迁之间的不协调。也就是说，这个时期的政治结束了长期的南北分裂而趋向大一统，原先各自成长、性格各异的南北文学也必将逐渐融为一炉，但在南北文学充分整合为全新的大唐文学样貌之前，南方文学的绝对优势自有其历史惯性，它不会随着政权统一而立即改变，但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提出了改变它的要求。初唐文章理论与实践的背离，正是南、北文学磨合阶段最鲜明的表征。本文拟揭示这一矛盾现象的普遍性，并从革新需求和守旧取向两个方面对其成因予以说明。
　　一、初唐文章理论和实践的普遍背离
　　唐太宗嗜好南朝文学和艺术，诗、文仿效徐陵、庾信，书法服膺王羲之，均造惟妙惟肖之境，亲自为敕撰《晋书》王羲之、陆机两人的传记撰写传论。唐太宗在做秦王的时代就设置了文学馆，其中招纳了大量南朝灭亡后北迁的文士，陆德明、褚亮、蔡允恭、虞世南、姚思廉、许敬宗、颜相时等皆在其选。武德九年即位之后，他将文学馆扩大为弘文馆，论政之外兼及诗文。唐太宗在政治、军事上堪称一代英主，但在文学上却如隋炀帝，在南朝脂粉气浓厚的文学道路上甘心驰骛。当然这也并不仅仅是两位天子的独特爱好，南北朝后期以来，以徐陵、庾信、王褒为代表的南朝华艳文风早就征服了北方皇族、权贵和大量一般士夫，直到武德、贞观时代，华靡浮艳的文学追求依然是文坛主流，隋炀帝和唐太宗不过是浮沉其中、未能免俗而已。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四翁元圻注引苏轼《书潭州石刻》云：“唐太宗作诗至多，亦有徐、庾风气，世不传，独于《初学记》时时见之。”正文则引郑獬的话说：“唐太宗功业雄卓，然所谓文章纤靡浮丽，嫣然妇人小儿嘻笑之声，不与其功业称。”1
　　然而唐太宗在理论上持论颇高，他不但不敢在朝廷上公开表明自己的文学好尚，反而对南朝和隋代帝王喜好文学加以讥弹。2贞观三年（629年），诏姚思廉、李百药、令狐德棻、魏征等修梁、陈、齐、周、隋五代史，贞观十年（636年）全部修成。此五代史虽然作者不同，亦存在官修、私撰的区别，然而它们在论及南朝文学和作家的时候，所采取的立场和论调却有比较明显的一致之处，大抵对南朝浮艳文风都提出了比较尖锐的批评，提出了文风改良的主张。比如《周书·庾信传论》说他“其体以淫放为本，其词以轻险为宗”；“夸目侈于红紫，荡心逾于郑、卫”，贬其为“词赋之罪人”。3《北齐书·文苑传序》说：“江左梁末，弥尚轻险，始自储宫，刑乎流俗。”4南北朝史书的修撰，缘自唐太宗的诏命，其中的文学评论，自然也不可能背离太宗的理论框架。于是在君臣的相互协同配合之下，贞观时代的宫廷文学在理论和实践上呈现出明显的矛盾：一面痛诋南朝文学之浮华，一方面又沉溺在南朝浮华文风中不能自拔。贞观君臣每每是“宫体”诗文的高手，却又每每在口头上大义凛然地把“宫体”贬得一文不值。《唐会要》卷六五、卷七六各载一事，颇能描绘出唐太宗君臣在文学理论和实践上不能一致的困境。第一件事，贞观七年九月二十三日：
　　上谓侍臣曰：“朕因暇日，每与秘书监虞世南商量今古……尝戏作艳诗，世南进表谏曰：‘圣作虽工，体制非雅。上之所好，下必随之。此文一行，恐致风靡。轻薄成俗，非为国之利。赐令继和，则申狂简，而今之后，更有斯文，继之以死，请不奉诏旨。’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治？”因顾谓世南曰：“朕更有此诗，卿能死否？”世南曰：“臣闻诗者，动天地，感鬼神，上以风化下，下以俗承上，故季札听《诗》而知国之兴废。盛衰之道，实基于兹。臣虽愚诚，愿不奉诏。”5
　　面对唐太宗继和艳诗的诏旨，虞世南义正词严地予以抗拒，就这段记载看，似乎虞世南也是
　　徐、庾文风的坚决反对者。然而《旧唐书》本传谓其“善属文，常祖述徐陵，陵亦言世南得己之意”。6正因为太宗深知虞世南擅长徐庾体诗，才特别让他与之唱和。虞世南拒绝奉诏的说辞，显然与其在南朝时代仰慕、学习徐陵诗歌的做派截然相反，反而与初唐史官的声调高度一致。太宗请虞世南继和艳诗的情节，发生在贞观七年（633年）前后，此时五代史尚未全部完成，但从虞世南对太宗皇帝的答复中，已经能够明显看出五代史中所出现的南朝文学观。这种文学观在当时很可能已经相当流行，否则像虞世南这样在南朝浮艳文风的氛围中成长起来、并且深受其熏陶的作家，怎么会表现出与其旧日作风反差如此强烈的态度呢？第二件事：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九月，考功员外郎王师旦知举。时进士张昌龄、王公瑾，并有俊才，声振京邑。而师旦考其文策全下。举朝不知所以。及奏等第，太宗怪无昌龄等名，因召师旦问之。对曰：“此辈诚有文章，然其体性轻薄，文章浮艳，必不成令器。臣若擢之，恐后生相效，有变陛下风雅。”帝以为名言，后并如其言。7

张昌龄、王公瑾辈以文采知名当世，甚至引起了皇帝的注意，以为他们进士登第当属必然之事，故而两人落第之后，举朝皆感惊怪。王师旦的裁判结果一时之间显然难以为众人理解，而且此事后来被记入史书，都可看出王师旦的评判标准在当时并不是一种普遍的观念。“文章浮艳”必能中举，乃是当时朝野上下以为当然的实践标准；而“文章浮艳”不能中举，则并不仅是主考官本人的一家之言，他不过是秉承了贞观君臣普遍标榜的高调理论标准而已。 (责任编辑：论文发表网)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