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文学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及其成因(3)

   三，浮华文风与政治上追求务实高效的作风不相匹配。贞观十一年，著作佐郎邓隆上表请求为太宗编次文集，太宗不允，认为若是有益于人的文章，自然不朽，“若事不师古，乱政害物，虽有词藻，终贻笑后代，非所须也。只如梁武帝父子及陈后主、隋炀帝，亦大有文集，而所为多不法，宗社皆须臾倾覆。凡人主惟在德行，何必要事文章耶？”5《论语·先进》所载“孔门四科”，“德行”居首，“言语”、“文学”居后；6《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叔孙豹提出所谓“三不朽”，“立德”居首，其次才是“立功”、“立言”，孔颖达疏对三者的解释分别是：“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7太宗虽然爱好文艺，却明确将其置于德行之后，可谓理论上恪守儒家文艺观的典范。其实在唐太宗之前，隋文帝早就以妨碍务实高效为由，严禁浮华文风。开皇四年，李谔上书请求朝廷对文辞华艳者绳之以法：“请勒诸司，普加搜访，有如此者，具状送台。”隋文帝大为赞许，将其颁示天下，于是“四海靡然向风，深革其弊。”同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马幼之因为文表华艳而被治罪。8然而这个政策被继任的隋炀帝彻底改变，至唐太宗方才又在理论上得以衔接。
　　南北朝时代即已经不乏批评浮华文风的呼声，这些呼声几乎都是建立在儒家文艺观的基础之上的（声音之道与政通），然而在那个时候的意识形态领域中，儒家思想的影响力较之两汉时期已经大为衰弱，缺乏绝对优势和主导力量，因此对文学发展的整体走向无法发挥统摄和决定作用。随着隋代在政治上的统一，大一统帝国立即表现出对全新意识形态的极度需求，儒家政治、伦理、道德理想的文化价值在此时得到隋唐帝国统治阶级的重视。然而经过长期的分裂和战乱，这种在汉代大一统政治结构中曾经发挥过关键作用的思想体系已经在宏观上衍生为南北方两种不同的架构和演进模式。新帝国在儒家经学方面所要完成的两项基本工作，首先是将原先南北各自发展的经学整合为一，使其适应当下需要；其次是将整合之后的经学思想提升到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导地位。
　　三、创作实践上因袭旧轨的原因
　　文学艺术甚至整个文化系统的发展演化与政治运作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但前者相对于后者来讲却有着相对的独立性，文学风气并不会严格地随着政权的更迭而立即发生变迁和转型。就像隋、唐帝国的建立虽然在政治上结束了南北朝的长期的分裂，新型的文学风气却并没有立即建立起来，南朝文风在相当长的时期之内仍然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文学有其自身演进规律和过程，即便革新的需求已经产生，文学传统仍然要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其惯性，有利于保持这种惯性的社会条件也不会在顷刻间消失。初唐文学创作因袭南朝旧轨，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就文学自身发展规律而言，传统风习影响深远。初唐人在观念上虽有此种认识，太宗及群臣付诸正史的“制”与“论”带有法令性质，并产生了一些积极影响，但喜爱南朝绮靡文风习俗的改变，殆非一时之功。虽然唐初统治当局极力贬斥齐、梁绮靡文风，但时人对其持欣赏的态度还是主流，一时无法摆脱这种风气也是事实。欧阳修曾感慨说：“予尝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几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余习。”1宋神宗说：“如唐太宗亦英主也，乃亦学庾信为文，此亦识见无以胜俗故也。”2宋陈善曾指出王勃《滕王阁序》中“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句，实本之庾信《马射赋》“落花与芝盖齐飞，杨柳共春旗一色”。3又宋王楙《野客丛书》卷十三云：
　　王勃云：“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当时以为工。仆观《骆宾王集》亦曰：“断云将野鹤俱飞，竹响共雨声相乱。”曰：“金飚将雨露俱清，柳黛与荷缃渐歇。”曰：“缁衣将素履同归，廊庙与江湖齐致。”此类不一，则当时文人皆为此等语。且勃此语不独见于《滕王阁序》。如《山亭记》亦曰：“长江与斜汉争流，白云将红尘并落。”欧公《集古录》载《德州长寿寺碑》与《西清诗话》，如此等语不一。仆因观《文选》及晋、宋间集，如刘孝标、王仲宝、陆士衡、任彦升、沈休文、江文通之流，往往多有此语。信知唐人句格皆有此也。李商隐曰：“青天与白水环流，红日共长安俱远。”陈子昂曰：“残霞将落日交晖，远树与孤烟共色。”“新交与旧识俱欢，林壑共烟霞对赏。”4
　　唐初人袭用南朝骈俪文格调如此普遍，这不一定是有意蹈袭，而是习读太熟，随手拈来，脱口而出，即便是立志改革文风的陈子昂亦在所不免，这就是无法摆脱文学传统的一代文风。
　　二，就确立大一统政权的合法性而言，需要借助甚至融入强势文化之洪流。首先，北朝、隋、甚至初唐认为南朝政权是正统所在者不在少数，北方士大夫对南朝传来的一切文化，莫不仰慕备至，学而不厌。隋唐皇室均与鲜卑贵族有血缘和文化上的密切关系，当他们取得帝位、统一天下之后，亟须表明自己是汉族传统文化的正统继承人，全盘接受南朝文化的洗礼，实际上是确立自身政权合法性的重要举措。陈寅恪先生指出：“在我国历史上，统一不能从血统着手而要看文化高低。文化低的服从文化高的，次等文化服从高等文化。而文化最高的是汉人中的士族。要统一汉人和各种不同的胡人，就要推崇汉化，要汉化就要推崇汉人，而推崇汉人莫过于推崇士族。当时中原衣冠多随东晋渡江，汉人正统似在南方。如果不攻取东晋南朝，就不能自居于汉人正统的地位，也就不能降服鲜卑等族，且汉人也有离心的倾向。”1陈寅恪先生以此解释苻坚进攻东晋的必要性，也可以用来解释隋唐统一后所面临的正统文化的选择问题。其次，隋、唐作为结束长期分裂的统一王朝，还必须克服南北双方长期分裂所造成的南方士人的离心力。隋唐皇族在文化和文学上表现出亲近南方的姿态，可谓一种巧妙的政治手腕。东晋王导即善于通过模仿吴语笼络江东土著士族，可谓这种文化战略的成功范例。隋炀帝的皇后萧氏即是在隋文帝在后梁皇室中选取的；炀帝虽是暴君，却极具才略，他即位前曾任扬州大总管9年，深知江东地区的战略意义，建东都、修运河、巡游江南，但未尝没有对江东加强控制的意图在内；至于善讲流利的吴语以及喜好吴歌、宫体诗，同样包含着消除南北文化隔阂的政治目的。贞观时期江东军政力量已不足为虞，但中央官僚中地域派别仍然明显，关中、山东、江南士人之间仍有明显隔阂。太宗标榜天下一家，用人重在扬长避短、调和南北，胡三省说：“唐太宗以武定祸乱，出入行间，与之俱者，皆西北骁武之士；至天下既定，精选弘文馆学士，日夕与议论商榷者，皆东南儒生也。”2唐太宗重视南方文艺，虞世南、褚遂良都因为深具南方色彩的诗文书法得到推崇重用，遂良甚至与关陇集团的领袖人物长孙无忌并为托孤之臣，正是太宗统治策略的鲜明体现。(责任编辑：论文发表网)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