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罪宗的请复及其子女的袭封爵问题(4)

　　滥娶妾媵，在宣德以后就属十分典型的问题，庆成王朱钟镒生子百人，这实际上是妾媵无限制的结果。但弘治以前，由于宗藩人口问题并不突出，所以滥妾的问题尚未引起朝廷的足够重视，正德以后，宗室滥娶妾媵的问题，开始引发朝廷的关注，嘉靖年间，是明王朝处理宗藩滥妾及其子女名爵较为集中的时期。
　　嘉靖二年。明世宗令“各王府自郡王而下，妾所生子女每岁造册类报，违例滥娶者，夺其禄，子女不得封；辅导官匿不闻者，罪之”嘉靖二十五年，辽府长垣王娶陪从女琐氏，庶生第六女，该府镇国中尉宠添娶陪从女王氏，庶生第四子请封，经礼部查出，均属滥婚所生，世宗特降旨，对于二人所生子女，“既属违例，止许请名”，又强调，以后不经奏请，滥娶妾媵，并增立陪从宫者，所生子女都照旧例，一概不许请封。嘉靖二十九年，世宗又令陪嫁侍女等滥妾所生子女“止准请名，以后不许朦胧奏请封号”，同年九月，庆成王府一位将军娶妾田氏，系第四妾，属额外所娶，其子女不应请封，但王府弄虚作假，将第四妾田氏所生庶第五子，冒作第二妾所生，希图冒邀名爵，后经礼部查出，世宗认方，这是该府教授等官“徇私受贿，朦胧作弊所致”，应对他们“行提审究”。并下令，各王府滥娶冒妾所生子女，“以后不许朦胧奏请封号”。嘉靖三十二年，又令滥娶流移女子、冒妾所生子女，已封革夺，未封的，以后“止许照擅婚子女请给口粮、婚嫁之资，不许朦胧请授官封”。嘉靖四十四年，在重申以前的禁令时，对于滥娶作了更为详细的说明：包括不经奏请的滥娶妾媵，突破朝廷婚选规定、私纳流移妇女为妾，占有有夫之妻，以及其它形式的额外滥收，对诸如上类情形，朝廷应进行查革，“其所生子女，止给口粮”。
　　万历时，朝廷具体地对滥婚情形加以分别，滥妾属额内之数，与额外所娶的滥妾不同，其子女也自有别。万历十年规定：“宗室庶生子女，必其母妾系额内应娶人数。曾经奏选明白者，方准请名、请封，如不经奏选，或增立陪从宫人名目，或人府在正配未封之先，皆为滥妾，查系额内人数，所生之子姑准请名，岁给本色米十二石，若在额外者不给，其女任其择配，俱不给婚嫁之资，如有听继王爵，系滥妾之子，有碍请封者，临期请旨定夺。”这样，一规定，滥妾子女不仅难以滥邀名封，而且得不到普通罪宗应有的口粮，滥妾子女地位，还不如犯罪宗室的子女，实际上，明王朝是把他们排斥到宗亲的门槛之外了，于是，出现宗室“改姓易籍”，不甘作朱姓子孙了。
　　宗室奸占娼妓，私收乐妇等不良女子。所生子女称为花生、传生，对于花生子女，弘治时，就明令禁止请封，“如有朦胧奏请者，并治辅导官罪”。但此前并无花生子女不封禁例，弘治十六年，周府安泛、安液等人属妓女所生，先请得爵禄，后因事停支，其父辅国将军同缀为他们请复，经礼部集议，还是返还了他们的爵禄。正德初，温和王两位庶子皆为乐妇蔡氏所生，封授镇国将军，因属例前请封，“诏：封在例前，勿革”。鉴于正德初年宗室花生、传生多援例前请封，以致娼乐所生时有封赠，正德四年，经礼部奏准。“宗室奸收乐女并不良之妇，所生子女并选配夫人等，仪宾已授封者，爵职封号，禄米尽行革去”，并规定，“以后不许设立花生、传生及例前、例后之说，朦胧奏扰，违者，听本部参奏降革，乐工人等，俱发边卫，永远充军，辅导官及保勘官一体问罪”。正德五年，礼部官员集中讨论了各王府收用乐妇，所生子女乞请封号等情形，其中，已请得封号、爵职的有七十人，按照礼部官员和武宗的意见，这些人既已请封，“俱免革”，但对已请名、未授封的，都应依例查革，不许请封，“例前所生的，也照例行”，并严禁各王府“收买乐女，奸宿乐妇并不良妇女”。正德八年，经礼部议定，对于例前所生，已邀爵禄的宗室花生子女的子孙，也予以追夺，不得承袭，例前援封者，成命已定，“朝廷宽恩，姑不查革”，也合情合理，但其后嗣“虽非乐妇女并不良妇女所生，揆其源流，终出不正”，因而，对他们应“照例前所生事例，止许请名，不许请封，仍给予冠带、婚嫁之资，其再世以后者，俱照前例施行。
　　至嘉靖时，丰林王台瀚就花生子女的名爵问题，提出大胆的改革主张，建议朝廷对他们应放手不管，不仅不赐予他们爵禄，甚至不承认他们作为宗室所应有的名分，“花生子女不得请名，其已前造人玉牒者，削之，见养赡者，亦行停止，听其编人民籍，自为生计”。不过，其建议当时并未被朝廷所采纳尽管如此，花生子女的地位不如普通罪宗庶人，则为不争的事实，我们从嘉靖年间罪宗庶人的婚嫁给额和口粮标准就可以看出，如嘉靖八年，明王朝就下令，“各王府凡系乐妇所生子女，婚嫁比照庶人事例量给一半”，到嘉靖四十四年，明王朝也最终革去了花生子女的爵禄。万历七年，明王朝对此作了进一步强调，“宗室如有奸收乐女与不良之妇为婚者，所生子女并选配夫人等，及仪宾以授封者，爵职封号、禄米尽行革去，未受名封者，不许朦胧冒请，新生者不许造人玉牒，以混天潢”。如此一来，原本就名不正、言不顺的花生子女，不再属于宗室的一部分了。
　　综上所述，有明对罪宗请复的处理前后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从明初的准予请复到正德时的明令禁止，但具体处置又依据犯罪的性质和影响灵活作决。嘉靖以后，虽已明令禁止援例请复，对越奏犯宗的请复仍可“法”外施恩。对于贬革罪宗子女的袭、封爵，明王朝有一个从“例”到“制”的处理变化，前后呈较大的差异性。弘治以前的处理有一定的随意性，但朝廷量罪定罚的原则，可以从罪宗子女请袭、封爵允准与否得到反映，弘治以后，相关的制度曾两度调整，但由于宗室本身的特殊。具体操作时的例外情形并不少见。擅婚、私婚、滥婚、奸收娼乐女子的宗藩，不同于恶性犯罪的宗室，但由于其所生子女造人玉牒，以混天潢，妨碍了皇家血统的纯正，滥邀名爵、糜费宗粮，明廷对其子女的请封，明显严于普通罪宗子女，从限制请封、不准请封，到最终革除口粮，万历时，更是禁止所生子女载人宗籍。上述问题不仅体现了明代相关礼制的演变过程，它还涉及当时政治、经济、社会、宗藩地位变化等方方面面，限于篇幅，本文无法一一涉及，期待学界同仁进行更加全面而深入的探讨。 (责任编辑：nylw.net)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