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外交”语境下中央\地方\国民互动关系研究

众所周知，巴黎和会并未解决列强之间的矛盾，各国军备竞赛反而愈演愈烈。在远东中国问题上美曰冲突日益加剧。值此背景下，美国为缓和矛盾避免冲突，倡议召开华盛顿会议，1921年8月n日，正式邀请中、日、英、法、意等国与会，8月16日，北京政府宣布接受邀请，希望借此解决巴黎和会上悬而未决的问题。正因华会关系中国甚巨，中央、地方、国民均予密切关注并施加影响，本文力求根据当时报纸杂志建构三者互动。呈现内政外交相互交织的情势。
　　
　　一　民意、党派与“一致对外”
　　
　　华会前，中国国内虽然南北政权对峙，国际环境却对中国有利，苏俄两次对华宣言，表示愿意放弃中国权益，与中国建立平等互利新型关系。这得到了中国民众积极响应，并掀起了废除不平等条约浪潮，不断冲击列强在华不平等条约体系，此外，美、日矛盾的加剧又为中国提供了较大的外交空间来争回权益。正因如此，各界对华会期望值较高，纷纷成立诸如太平洋问题讨论会、国民外交协会、太平洋问题研究会等团体予以研究，如叶恭绰、陈振先组织的太平洋问题讨论会，即“以讨论太平洋问题，及此次太平洋会议我国应取之态度、应提之方案、应执之手段为宗旨”，’。为真正一致对外，各省区还积极接洽，拟在上海成立全国国民外交大会。此时。权威性与合法性被质疑的北京政府意识到国民的外交诉求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有必要重视并加以引导，并希借此重树政治威信。而北京政府的希望则是实现“(一)取消英日同盟，(二)取消特殊地位，(三)订立公断条约，(四)关税自由”““’，
　　随着华会日益临近，关于谁派遣代表与会一节，成为国民、南北政府争论的焦点。报刊舆论一致主张由南北政府共同合派，强调代表必须满足“一为全国大多数国民所赞同者；二熟悉外交，富有学识经验(外交官应具之资格，如精通英语等，当然在内)得国际上之推重者；三为未丧权辱国之行为者”。8月12日，北京政府外交部的刁作谦、钱泰就此对北京各团体代表表示。“政府极重视輿论，将须视舆论为从违”。靳云鹏声称代表必须“能认两国以上之文字，富于外交经验”，品望“在中外素著者，方为合格”，还表示会征询驻外公使及各省长官、交涉员意见作为参考”。关于南北共派代表问题。北京政府也表示与南方政府“已有非正式之接洽”，政府“极愿顺从国民多数之意思，联合南北一致，共筹应付”“’。具体而言，即指诚邀南方政府外交次长伍朝枢加入代表团，北京政府这种姿态应该说是与报刊杂志舆论及南北民众较为一致。当然，北京政府也有尽力避免内政纷扰而影响外交的考量。
　　社会舆论因此随之转向关注南方政府的态度。其实，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政府一开始就对华会极为重视，认为“今此一线生机，正我正式政府独一无二之机会，所有取消不平等条约及裁减军备实行民治者，尤为我国生死之关系，应请即日开会讨论议决，请政府速派得力代表迅赴列席，实为至要DC’””。南方政府的初想却是单独派代表参加华会，8月30日，开会就议决：北京政府未经国会同意对外不能代表中国，足以代表中国的“只有合法国会所产出之政府”，代表“当然由正式政府命令出之”，即南方政府派遣‘“。又声明“广州代表若不参与会议，则大会关于中国之决议案，无一将受众承认有任何效力”’。南方政府还发起太平洋讨论会，汪精卫、邹鲁分别担任正副会长，虽声称“专门讨论太平洋各问题。而谋造成对于太平洋会议全国一致之舆论为宗旨”，实际却为南方政府舆论造势。
　　在全国上下强调一致对外的氛围下，南方政府此举无疑不合时宜，民愤迅即被激起。一些团体就此指责道：“诚不知其用心何在”，要求南北共派代表以免“使仇者更有词可藉，而我代表在会议中发言之力量亦较薄弱”，否则，南方政府“是非破坏北方，直是破坏国家也。”称南方若进行破坏“民意决不附之”，南方“纵得外国之承认又有何益”，这种行径无疑是助日本分裂中国””。又据英文北京导报，广州官民也一致催促南方政府派代表赴美维护粤省利益，甚至连广州政府内部亦多主从速合派，一些人还力劝孙中山不宜延迟””，应该说，就国家利益而言，南北政府对外均有一致性，关键就在于南方政府是否能以大局为重。但9月22日，胡汉民却声明：“须将南北一致四字一刀剖断，方有讨论余地。凡何种会议，其标题无不堂皇，内容无不诡秘，我南方切不可为一致二字所利用，贸然派出代表与卖国者一致。”这实际上与民众一致对外的强烈要求背道而驰。
　　鉴于南方政府如此，各团体并未放弃，还是积极通过多方努力以求说服孙中山。如太平洋研究会试图派旅津粤籍商人梁如浩动员广东同乡力劝南方与北京政府取一致行动，但因广东同乡的反对而搁浅”…，太平洋会议后援同志会也议决“派人与南方接洽，以免南北外交方针歧义””’，在上海，上海总商会等团体更是推北京大学代校长蒋梦麟赴广州劝服孙中山。孙中山却并未放弃最初立场，还借机希望解释以求缓解不满情绪，表示“苟南方此时加人中国代表，将来各国议决中国之事，谓南方亦有代表在场，而北方代表没有承认所议，则南方代表更难独任反对。况请帖乃邀北方代表者，即南方加入，亦不过为北方之附庸。不如南方不出代表，只否认有效，或可与中国以平反议案之机”其“平反议案之机”的解释虽仍显苍白，但还是收到了一定效果。蒋梦麟对之表示谅解，赴上海后于各种场合解释南方虽不派代表，但“亦不加北方代表以困难，惟声明有违背民意时，誓不承认耳。”且对南方焚烧鸦片、市政建设、革新精神赞誉尤佳，余日章也认为“实有宣传之价值”，穆藕初因此希望“报界勿再为‘南北政府一丘之貉’的谬论，国民亦各赞助良政府以推翻恶政府0L”，，据此，我们可以看出南方政府的态度还是有所松动。从最初否认北京政府转向了不为难北京政府，“违反民意”时的誓不承认也许只是在强大舆论面前不得已的让步而已。
　　但就在此后不久，南方政府就一致对外却表现出相反姿态。如汪精卫赴沪参加商教联合会时就表示，南北合派代表“在国内虽有分别，在外国实同一代表(责任编辑：nylw.net)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