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外交”语境下中央\地方\国民互动关系研究(5)

　　
　　四、余 论
　　
　　纵观南方政府、北京政府、国民华会前后的互动，我们可以清晰看出：南方政府其实一开始即对华会就极为重视。正如大陆报称：“今日世界上各地方，其最留意于华盛顿及北京情形之变化者，盖莫若广州，广州人民及粤政府对于四国协约之签订，限制兵备之同意。中国国代表之辞职及北京内阁之改组等事，莫不甚为重视。”但由于“凡此等事实，既连三接四而来，故粤政府领袖之意见，多未暇归诸一致，其中原因，有因未能确悉各事详情，意见尚未能决定者，亦有已具备成见者，是故粤政府对于以上所述各事，究竟具何等之明晰之态度，犹未明晰断定”””。这从整体上较好地评论了南方政府的活动，但有一点即以外交为凭借反对北京政府是明晰的，会前试图单独派代表愿望落空后，便拒绝合派代表，并对外否认北京政府代表，却因与国民所强调的一致对外相违背而暂时放弃，华会初期态度因此稍显沉寂，华会中后期，南方政府积极通过反直交来反对北京政府，其相对强硬态度也对一部分民众产生了吸引力，转而支持孙中山北伐。此时的孙中山也对一些舆论予以响应，如接全国国民外交大会、全国各界联合会北伐请求后，孙中山表示，各界应“一致进行，各尽所能，赞助政府”””，可见，我们不能将南方政府甚至各军阀派系反对直接交涉、借款赎路简单视为爱国，其更深层透露的是中央与地方派系的政治权力斗争。
　　尽管如此，在全国上下要求一致对外情势下，北京政府的沟通与控制从某种程度有效地消除了国人的疑虑，如国务院甚至还要求机关人员扣薪赎路，规定“凡在京内外各机关人员，月薪百元以上者，每月至少提百分之二作储金，以两年为期”””’”。这些相应地也得到了北方很大一部分民众的理解，北京政府实际控制影响范围由此可见一斑，区域性特征明显。三者在当时博弈中，北京政府仍居外交主导地位，代表团在华会上收回一些权力，如收回青岛、撤废邮政等，也实现了诸如撤销英日同盟的最初目的，就当时中国内政纷扰情形而言，实属不易。但社会各界、舆论大都忽视了北京政府的成绩；就南方政府而言，外交基本几乎毫无进展，反而因借款与对外否认北京政府而备受舆论批评，直到华会后期才仅获一部分对北京政府失去耐性团体的支持。
　　国民在干预外交过程中面，临理想与现实的困境。国民外交主要从道义出发，认为收回权益理所当然，忽视了外交角逐实以国力为基础这一基本理性前提，这样也使政府作为外交实际运作者在处理外交时处于两难境地，既要考量国家实力。又要虑及国民情绪，但事实上“‘人民外交’总是以百分百成功为口号，是永远成功不了的，，C”””。但无论如何，国民外交舆论、示威活动直接支持了中国代表团，让世界体察中国民意之所在，随着华会结束及外交视线的转移，诸如全国国民外交大会等团体或分裂，或改组，或解散，民众清内政以明外交倾向明显。1922年6月15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中央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更是直接指出：“解决纠纷的唯一道路，只有军阀建设民主政治。”[393s5国内民众运动因此而高涨，所取方式也渐趋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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